美国著名的文化学家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曾经提出，她作文的目的，不是为了疾病本身，而是为了尽可能地消除和抵制关于疾病的隐喻性思考。事实上，她的论述正好反向说明关于疾病与病躯的隐喻性思考在人类历史上、思维中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同样，在电影的表意空间中，得病的身体不仅标识着人物身体受难这一基本的事实，而且作为一种文化的隐喻载体表达着丰富的文化含义。拍摄于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枯木逢春》与《白毛女》为我们呈现的是关于乡村妇女身体的叙事，以其丰富性和多义性，给予我们将其以文化寓言来解读的可能性。 这两部电影对病者、病因、疗救主体、治愈结果等各项因素采取了怎样的隐喻式的策略性叙述方式？在对“病躯的疗救”这一共同的主题的呈现中，两部电影又为我们呈现出怎样主旨相似而又存在部分差异的身体、权力、自我的特定关系？这两个层面的问题是下文所要讨论的。 一、病者的普世性与病因的社会化 对于这两部电影，相信许多观众都不会觉得陌生，首先简介两部电影的基本内容。《白毛女》中，贫苦农民杨白劳的女儿喜儿与青年农民王大春相爱。地主黄世仁见色心动，逼债上门，强令杨白劳把欠他的六斗谷子利上加利，在腊月底前还他25元大洋，否则就以女儿抵债。当杨白劳拿着一冬的血汗换来的七块五毛大洋到黄家还利息时，黄要本利一起还，硬逼着杨白劳在喜儿的卖身契上画了押。杨心如刀绞，自觉对不住女儿，除夕夜喝卤水自杀。初一早晨，刚死了父亲的喜儿被抢进黄家，不久即被黄世仁奸污。大春搭救喜儿未成，只身投奔红军。后喜儿在二婶的帮助下，逃出黄家，匿身深山丛林，在山上喜儿生下的不足月的孩子夭折了，非人的山林生活亦使喜儿变成了一头白发。喜儿常去山中的奶奶庙取供果和香火，有人遇见，便传说遇到了白毛仙姑。两年后，大春随部队返回家乡，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为粉碎地主借白毛仙姑的谣言动摇民心的阴谋，十五之夜，大春等人潜伏在奶奶庙，寻找白毛仙姑，没想到这白毛仙姑竟是当年的喜儿。地主被镇压了，喜儿报了仇申了冤。她重又回到自己的村庄，与大春建立了幸福的家庭，头发也渐渐变黑了。 《枯木逢春》的女主角是一位命运多舛的乡村女性苦妹子。新中国成立前，从小失去爹娘的苦妹子，做了方妈妈的童养媳，方妈妈对她如同亲生女儿，未婚夫冬哥同她的感情也极融洽。这年，他们一家人为逃避血吸虫灾害，离开了江西老家。方老爹、方妈妈带着儿子冬哥和童养媳苦妹子千里迢迢来到浙江双塔乡，怎知这里也是血吸虫的病区。这时，方老爹已经病倒不能再走，终于惨死在异乡。当方妈妈刚刚堆起了一堆黄土埋葬了方老爹，不幸又遇到了四处抓壮丁的国民党士兵，在混乱中，苦妹子被冲散了，从此她孤独一人流落在双塔乡，熬受着痛苦的岁月。她无时不在思念离散的冬哥，但音讯渺茫，她为生活所迫，另嫁了丈夫。血吸虫病还在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她的丈夫因此病死了，她自己也受到了感染。一天，苦妹子到血防站去治病，意外地遇到了一直渺无音讯的冬哥。当方妈妈知道苦妹子患了血吸虫病时，又感到万分的沮丧。苦妹子的病已经到了晚期难治的阶段，但是她的幸福生活刚刚开始，因此，她决心要活下去，恳求医生设法治好她的病。这时，冬哥的助手黑牛突然受到血吸虫的感染，方妈妈担心冬哥也会受感染，硬要冬哥离开这里，冬哥不肯。方妈妈知道冬哥是为了苦妹子，便找苦妹子帮助。苦妹子答应了方妈妈的请求，就在冬哥来看她的时候拒绝了他的爱情，但冬哥明白这并不是苦妹子真心情愿的。这时，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毛主席亲自视察血吸虫灾区，组织全国各方面力量帮助血吸虫灾区解除疾病折磨。血防站采取标本兼治的防治措施，抢救血吸虫病患者的生命。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下，苦妹子脱离了险境，病情日见起色。不久，苦妹子完全恢复了健康。获得新的生命和幸福的苦妹子和冬哥结了婚，生了一对白白胖胖的双胞胎。 稍加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部影片在情节因素中许多相同点，首先，白毛女和苦妹子这两位作为病者呈现的主角，都是处于旧社会底层的农村妇女；其次，她们的得病的身体是旧社会制度危机、文化危机、经济危机的牺牲品。喜儿的白发、苦妹子身上的血吸虫病和旧社会的苦难形成了同构关系；再次，她们的“病躯”的疗救只有在新社会才成为可能。 作为乡村妇女的两位主角，她们得病的身体指代着近代乡村的社会苦难。中国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自19世纪60年代晚清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作为现代化“弃儿”的农村和农民一直在衰败和危机中挣扎。到20世纪国民党统治时期不仅没能遏制农村衰败、克服农村危机，反而全面激化了自晚清以来乡村社会中所凸现出的全部矛盾，酿成20世纪上半期农村空前的社会与政治大动荡。处于社会底层的乡村妇女无疑是这场属于农村的大灾难中所受的苦难最为深重的社会群体。 当然，疾病与得病的身体在中国近代文化中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无限被扩大的趋势。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国家主权遭遇外族入侵的历史，而同时，也是中国自身的制度、文化、民族心理备受质疑的历史。“东亚病夫”这一西方列强强加给我们的称号正好显示了身体与国家民族想象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果说“病夫”这一西方视野的称号代表着他者立场的对中国民族国家形象的文化想象的话。那么，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们围绕着“病躯”而展开的各种讨论则共同构成了近代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自我观照与想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杰出的文化批判者，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曹禺等，都曾进行过大量的疾病书写，有论者称之为疾病情节。如杨念群先生所说，“晚清以来，中国人的‘身体’乃至由这些‘身体’组成的‘国家’都被视为是病态的。西方人相信，亚洲人不像欧洲人（或白种人）那样对疾病感到痛苦和悲伤，把疾病和穷人或社会中的异类在想象中联系起来，也强化了疾病与异域通常是原始地区之间想象的关联。”可以说，中国人就是在这种话语的不断规训中确定了自己的现代化位置，并一度确信这就是认定自己落后的最合理的隐喻性解释。从这个角度来看，喜儿那完全脱离了正常生活轨迹的充满了蛮荒色彩的“非人”生活和她被折磨得失去了常态的身体以及苦妹子那得病的身体，跳脱出指代个别农村妇女的悲惨生活的简单逻辑，而是在更为广阔的意义上呼应着近代中国人心灵深处关于国家、民族和自我的文化想象。 二、疗救方式、疗救结果的意识形态化 与对“病躯”自我指认相伴而生的是中国近现代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集体的“治疗”运动。鲁迅先生曾作文表达了对国民进行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疗救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