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考尔认为，共同信仰的丧失和科学威信的稳定发展，使现代人普遍采用抽象的态度和方式看待世界，从而丧失了对“我们的世界”的感性观照和把握能力；现代人面临的深刻挑战就是怎样重新找回“我们的世界”的具体存在，“电影使我们看到了我们在电影发明以前没有或甚至未能看到的东西”①，它为现代人提供一条自下而上的精神拯救之路。巴赞说：“电影就是从萦绕在这些人脑际的共同念头之中，即从一个神话中诞生出来的，这个神话就是完整电影（cinéma total）的神话。”② 所谓“完整电影”的神话，就是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在世界的幻景”的神话。换言之，巴赞认为，电影追求的是一种反现代艺术抽象化运动的“完整的现实主义的神话”。但是，“完整的现实主义”不仅是关于再现“我们的世界”的物质真实，而且是关于“我们的世界”的精神建构的。 “大片”是“完整电影”神话的文化实践，它的目标所指就是关于“我们的世界”的神话的经典化建构。关于“我们的世界”，“大片”承担着双重功能：第一，把“我们的世界”再现为具有“奇迹”意义的世界，这个世界尽管充满矛盾甚至敌对，但它仍然呈现出一种深层的稳定性和完整性；第二，建构和表述“我们的世界”内在的价值和稳定的观念，为人们提供共同生活的信念。前者是“大片”的形式功能，后者是“大片”的概念功能。“大片”的形式和概念都是重要的，但归根到底，它的形式和概念的结合要构成一个具有现代神话建构功能的强大生命力的“意指”。 以2002年张艺谋《英雄》的问世为标志，中国电影产业进入了“大片”生产历程。国产“大片”，并不是基于本土生存经验、面对全球化语境展开的重建“我们的世界”的电影。中国电影家选择的“大片”生产道路，是“借鉴好莱坞的‘高概念’电影模式”，“以国际市场的典型性商业美学配方”的“宿命”式的道路③。在这条生产线上制作的国产“大片”，不仅总是面对根本性的文化悖逆④，而且产生了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危机（“自甘堕落的意识形态”）⑤。国产“大片”的根本失误在于中国电影家对“大片”产生的文化语境及其应当承担的文化功能的盲视，他们在依据商业美学原则配方制作影像奇观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建构一个“更有力量，更有价值，更有声望”的世界的文化使命。中国电影家对“大片”的制作，只奉行娱乐神话的原则，追求以奇观影像刺激和满足感观愉悦；他们缺少对“我们的世界”的崇敬之心，没有把对“大片”的“意指”的建构实现为关于“我们的世界”的艰巨的精神探险。因此，国产“大片”的根本缺陷不在于它们的奇观化影像制作，而在于它们没有真正有精神意义的“意指”的建构，它们的“意指”是含混和错乱的。“大片”的观影经验同时要求具有视觉和精神的高期待，“意指”的含混或残缺导致的观影失望感，通常是对整部“大片”的否定性评价的主要根源。数年来，国产“大片”始终是“叫座不叫好”，根源就在此。 一、美化“恶”的场景拜物教 《英雄》是第一部国产“大片”，而且也是一个宿命式的范例。以1987年的《红高粱》而一举成为闻名世界的中国导演的张艺谋，将“侠客刺秦王”的传统故事作为《英雄》的母题，一方面是出于在国际电影市场中确立民族电影身份的需要，另一方面显然是受到获得奥斯卡奖的李安电影《卧虎藏龙》（2000）的直接启发。 然而，《英雄》没有获得《卧虎藏龙》的成功，相反，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舆论批评。针对张艺谋在影片中对奇观化场景的无节制的渲染、炫耀，并且以此为卖点，批评家指责《英雄》的叫座是“视觉凸现性美学的惨胜”⑥；针对张艺谋在影片中将以强凌弱的暴君秦王塑造为“胸怀天下”的“英雄”，批评家指责《英雄》构成了迎合美国式强权哲学的“新世纪”隐喻⑦。在这些批评的基础上，我们应当进一步指出，《英雄》的致命错误在于，张艺谋对本土文化和全球化语境的双重盲视（误读），导致了该片意指的根本性错乱。 在《英雄》中，主人公无名被定义为“英雄”。无名用什么业绩证明了他的英雄身份呢？首先，他向秦王叙述的先后击败长空、飞雪的“业绩”，不仅被秦王识破，而且后来他自己也推翻了前说；其次，他自称的“十步一杀”的剑术绝技，只停留于他的口中，始终没有展示出来；最后，他为报国仇家恨，十年苦练之后进入秦宫行刺秦王，当他真正近到只与秦王十步之远时，却仅凭残剑送他的“天下”两个字就主动放弃行刺。司马迁说：“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志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⑧ 刺客精神的核心是“立志较然，不欺其志”。无名自毁刺杀秦王之志，是对其刺客精神的注销。总之，在《英雄》中，无名只是一个空洞的、虚设的“英雄”，而不是一个通过电影语言的有机叙事塑造并向观众呈现出来的血肉丰满、真实感人的英雄。这个“英雄”的空洞性，正好由那个影片结尾在秦宫城门中央、以林立的箭镞圈成的剪纸般的抽象人形来标志。 在此，我们可以将《英雄》中的无名与《勇敢的心》塑造的苏格兰民族英雄威廉·华莱士做比较。在这部电影中，梅尔·吉布松身兼主演和导演。吉布松首先用电影语言细致地展示了华莱士的英雄成长史。影片中一系列华莱士率领苏格兰人民浴血奋战的壮烈场景，连同他与英王、苏格兰贵族首领们之间的斗智斗勇的情节，具体丰富地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威武感人的“苏格兰民族英雄”。英雄的完整历程必须经历超人的壮烈的受难史，并且因为这受难而使英雄的生命被升华到神圣的境界。《勇敢的心》将华莱士的英雄史结束于对他耶稣式的受难场景的展示，对他的英雄性的升华。与华莱士相比，无名的生与死，都是空洞、抽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