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的少子化时代及其对小型高职院校发展的挑战 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机器汇总数据”显示,1986-1990年,是中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1991年之后,中国人口出生率快速下降,1996-2000年出生的人口仅为1986-1990年出生人口的55%左右。[1]人口出生率的快速、长时间持续下降,意味着中国由此进入了少子化时代,这对社会的诸多方面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对高等教育领域的影响则表现为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下降。中国18~22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自2000年以来一直持续上升,预计到2008年达到峰顶,总数为12540万人。之后,便开始逐年下降,到2018年,适龄人口降到6898万人,只为2008年的55%左右,之后稍有回升,但2020年的适龄人口数也仅为2008年的58%。(见图1)[2] 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变化在2008年出现拐点,这对自1999年以来快速发展并跨进大众化发展阶段的中国高等教育将产生新的挑战。从1998年到2007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从1 022所增至1 908所,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数从340.87万人上升至1 884.90万人,增长了4.53倍,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23%。[3]
图1 1992-2020年中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18~22岁)变化趋势 与普通本科高校相比,少子化时代高职院校在招生方面面临的挑战会更大。受中国“重学轻术”传统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社会对面向大众的高职教育的认可度不高,在招生和就业两个方面高职院校都处于劣势。据统计,2003年、2004年和2005年本科毕业生就业率分别约为83%、84%和81.7%;而相应年份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分别为55%、61%和62.1%;2006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与2005年相比基本稳定。[4]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率低,社会认可度不高,反过来又影响其招生,不仅常常是最低批次录取,而且为了完成招生计划,有的学校还要降分录取,多次召集落榜生补报志愿,如2006年,内蒙古、广东、江西、河南等地均出现较大范围的高职院校降分录取现象。即便如此,不少学校还是存在大量的“录取不报到”的现象,2005年,福建省高职院校招生报到率仅为70%。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上升阶段高职高专招生尚陷如此窘境,当适龄人口下降时,高职高专院校在招收传统生源方面必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当前,中国尚未形成完善的高等职业教育投入机制,高职院校的办学经费主要靠学费收入、贷款和引进社会资金,大部分高职院校的学费收入已占学校总收入的80%,民办高职院校更是主要依靠学费维持。在这种经济运行条件下,那些在校生人数偏少的高职院校,生均成本水平高,没有规模效益,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压力。有研究表明,中国高等院校的适度规模平均大约在4 000人左右。[5]到2005年,中国高职院校中,人数在3 000人以下的小型高职院校仍有484所。(见表1) 表1 1998年、2005年中国普通高职院校按规模办学情况表单位:所
数据来源:1998年、2005年教育部数据库。 二、美、日少子化时代高等职业技术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综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少子化时代大学适龄人口变动带给高等教育的冲击并不仅仅出现在中国,美国和日本的高教机构早在20世纪80、90年代就曾先后遭遇尴尬的生源之争,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一)美国少子化时代社区学院面临的挑战及改革对策 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2006年公布的数字,1980年,美国18~21岁青年人口达到高峰,为1738.7万人。此后一直下降,到1994年,降到最低点1411.8万人。1994年以后,又缓慢回升,2005年,上升到1656.7万人。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减少对于传统的学术性大学来说影响并不大,因为它对任何一位消费者而言,都具有很大吸引力,而首当其冲遭受打击的是面向大众的美国社区学院。在这种严峻的挑战下,社区学院不得不重新考虑它的使命,尝试除面向青年的转学教育、职业教育之外的新职能,如补习教育、职业培训和成人继续教育等。[6]除了鼓励那些学业准备不足的传统大学适龄青年进入学院外,社区学院还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成人学生,以获得新的生源,弥补传统大学适龄青年不足的生源缺口。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高等院校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部分时间制教育。1987年以后,四年制高校每年招生的部分时间制学生数都在四分之一以上,而二年制学位高校招收的非全日制学生比例更高,每年都在60%以上(见表2)。非全日制学生招收比例的扩大意味着有更多的成人接受高等教育。1988-1992年,美国高校中25岁以上大学生的比例由36.7%猛增至63.8%(见表3)。而这些成人大学生又多集中在面向大众的社区学院,以1991年为例,全美社区学院25岁以上的业余学习大学生占业余大学生总数的比例高达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