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516(2008)05-0011-03 一、以政治功能为根本：近代职业教育功能的体现 (一)强国富国：洋务运动时期职业教育功能 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1866年由左宗棠奏请并于1867年开办的马尾船政学堂，被普遍认为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开端的标志。[1]1860-1895年，在晚清洋务运动的30余年中，中国经历了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以“救亡图存”到“求富”两个阶段：19世纪60～70年代初期，是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不仅建造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军事工业，而且还从培养人才入手，改革科举制度。1864年，李鸿章在写给清廷总理衙门的信中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鹊，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由此不难发现这时期职业教育功能就是“师夷长技以自强”。19世纪70～90年代中期，是洋务运动的第二个阶段，开始创办民用工业，并举办实业学校，培养直接服务于农工商各业的人才。洋务派的思想家认为，机器生产不是奇巧淫技，而是可以“资以治生”，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富强之术。从“救亡图存”到“求富”，反映出从技术教育到实业教育功能的扩展，但其最本质的功能是为实现政治目的服务的，即实现强国富国的目的。[2] 虽然洋务运动最终以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战败而宣布失败，但之间提倡和兴起的“西艺教育”和“实业教育”，还有洋务派先后创办的多所技术性学堂都是我国早期职业教育发展积累的宝贵财富，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 (二)救国救民：乡村建设运动时期职业教育功能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内部处于长期的战乱之中，并且自然灾害频发，外部不断受到帝国主义的欺压和掠夺。中国正处在严重的内忧外患时刻，中国农民遭受着种种天灾人祸，生活上的贫困已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其次是精神上的贫困，农民在旧思想被打破、新思想未建立的情况下变得更加没有信仰。严重的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威胁困扰着中国乡村。政治家、革命家纷纷拿起自己的武器来救助中国，其中不乏教育家的参与，一些教育先知试图走进乡村，通过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的途径救亡，使中华民族重获生机与活力。[3] 这个时期，乡村教育成为中国很有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成为教育救国理想的试验场所。近代职业教育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欣欣向荣的局面，形成了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民教育派，以陶行知为代表的生活教育派，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学的文化教育派，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派。晏阳初认为农民具有“愚、穷、弱、私”四个弱点，相应提出了“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陶行知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十之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运动是到乡下去的运动。”他批评乡村教育使人轻视农业，使农民子弟成为向往城市生活的书呆子，无疑是“死路一条”，真正的乡村教育必须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这才是“生路”。但他并没有以平民教育来排斥职业教育，相反，他认为平民教育与职业教育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职业教育是“第二期的或继续的平民教育”。梁漱溟更是从文化的高度来论述乡村教育的重要性：“中国近百年史，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正因如此，中国乡村不得不自救”。[4]黄炎培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有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5] 四位伟大的教育家满怀爱国之心，以救国救民为出发点，在乡村进行了教育和建设，试图改变当时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虽然有失败，但对农村社会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推动了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乡村建设运动以教育为中心，把工、农、商与农民合作联系在一起，将平民教育与职业教育加以结合，充分发挥了农村职业教育在农村发展中的多功能作用。 二、强调经济功能：当代职业教育功能的体现 在中国经历了“文革”的十年浩劫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这一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深刻变革。由于经济建设对人才的需求和人们压抑已久的创造性与工作热情得到激发，接受职业教育成为人们满足教育需求和参与经济建设的重要途径，加上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实施，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人才需求基础。[6]职业教育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