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曾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世界上重要的社会主义大国,但二者发展的方式和命运却是如此不同。苏联最终解体,从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而原来比较贫困的社会主义中国却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为什么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却有两种命运?如果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那苏联为什么会解体?如果社会主义不优越于资本主义,那为什么中国会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框架内取得如此重大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有没有必然性?历史的偶然性,即具有自己个性、在特定历史时期站在政治舞台前面的历史人物,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同命运?这既是一个历史哲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现实问题。问题及其答案都存在于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各自的历史发展中。 一、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 自从苏联解体以来,理论家们一直在争论:这究竟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如果说是必然的,那么十月革命就是错误的,是一次注定要失败的冒险,苏联社会主义不仅是早产儿,简直就是畸形儿;如果是偶然的,那么,苏联这个庞然大物,这个唯一能与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抗衡的社会主义大国,这个使美国和西方在战后不能无所顾忌、为所欲为的大国,在经历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之后,终于由于偶然因素的作用而解体,由于偶然因素的作用而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无法令人信服。一种偶然产生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如此辉煌的历史业绩;而一种必然产生的社会制度也不会仅仅因为偶然因素而灭亡。 理论家们这样来争论苏联解体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最大的错误是把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混为一谈。人们谈论苏联解体的必然性,仿佛谈论月食与日食一样,以为它是一个从开始就预先注定必然失败的历史事件。其实,苏联所发生的一切,存在于苏联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于苏联共产党领导的活动中。离开苏联社会主义近70年的历史,既不存在苏联解体的必然性问题,也不存在导致苏联解体的各种不同个性人物出现的偶然性问题。 十月革命是一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革命,说它纯粹是偶然的,是列宁的阴谋,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一场具有世界历史创举的伟大革命不可能纯属偶然。偶然因素可以成为诱因,但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发展举世瞩目,在一段时期内西方世界曾为之惊慌失色,就说明十月革命是合理的,是顺应历史潮流和符合民心的。 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存在于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和俄国特殊条件相结合之中。如果人类社会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身矛盾必然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就根本不可能有十月革命。如果俄国不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矛盾最尖锐而又最薄弱的环节,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不可能首先在俄国爆发。可以说,世界历史的总规律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面临的各种矛盾的特殊条件孕育了十月革命。而列宁缔造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坚强正确的领导,适时地利用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的局势,以及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解决战争、对俄国农民要求解决土地和面包问题的无能,使十月革命由可能变为现实。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存在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俄国的特殊条件和社会矛盾以及列宁和俄国共产党的活动相结合之中。主体的参与是社会规律起作用的特点,社会主义革命也不例外。 历史并没有注定苏联70年后必然解体,注定社会主义一定要失败。然而事实无情,苏维埃政权经历了70年的耀眼辉煌,却在国内外、党内外政治力量的合力作用下,在群众的不满和参与下,最终垮台。这种解体的必然性同样存在于国际条件和苏联国内条件之中,存在于处于执政地位的苏联共产党的活动之中。苏联解体的必然性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苏联共产党自身的活动一步一步造成的。 斯大林执政以后,为苏联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以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来巩固政权,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不承认需要正确处理和用不同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实行专政和高压政策,对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不正常的发展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留下了隐患。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共产党的历届领导者。他们作为斯大林逝世后的当权者和决策者,完全有可能结合苏联的实际,真正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纠正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可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在斯大林死后出现的两种可能性中,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作了错误的抉择。 赫鲁晓夫以后的几届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一方面,在理论和舆论上,对由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而诱发的苏联国内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演变为丑化和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采取了放任态度;另一方面,在经济和政治上,仍然维持斯大林时期确立的原有体制,而没有进行真正卓有成效的改革,从而使苏联经济陷入停滞状态。这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即意识形态中诋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舆论的泛滥与奉行原有经济体制并存之间的矛盾,严重影响了苏联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被丑化,思想极度混乱。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切社会冲突归根结底存在于社会基本矛盾之中。当苏联意识形态陷入极度混乱、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陷入停滞、人民生活水平陷入贫困时,解体的必然性也就在不满中悄然形成。 原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登上政治前台,是应时而出。抽象地说,社会主义当然需要民主、需要透明、需要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可戈尔巴乔夫倡导新思维和推行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是在原来已缓慢进行多年、弥漫着反对斯大林和苏联政治体制的专制和暴行、所谓反人道主义的政治倾向中提出的,它的针对性和矛头所向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不是体制中的缺陷。这使得本来已混乱的思想更加混乱。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共产党以及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由于长期不断地被丑化,此时已在不少人心目中失去了其合理性,失去了其最后的尊严。当叶利钦推行新自由主义全盘私有化的“休克疗法”,使经济基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时,苏联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苏联解体和资本主义复辟也就不可避免了。少数人在议会中的反抗注定要失败,只能是孤鸿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