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运行是在既定的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中进行的，不同的体制安排通过宏观经济架构和微观经济运作决定了货币供求及其均衡机制。这也是用发达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典理论难以解释我国货币运行中诸多独特现象和问题的重要原因。讨论我国的货币问题，必须从体制变迁的视角系统地研究货币运行。 一、制度与货币运行关系的理论评述 在众多经济要素中，货币是最早被纳入国家制度安排之下的要素之一[1][2]。人们总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对货币问题进行研究，比较成熟的货币需求、货币供给、货币均衡机制以及货币调控机制等货币运行机制理论，都是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才能成立。 国内外相关文献对于制度与货币运行之间的关系大致是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进行研究的：一是以分散决策为特征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人们主要讨论不同货币制度下的货币发行、职能、供求、数量与均衡等问题。例如，亚当·斯密分析了金属货币制度下的货币发行与价值决定、货币数量与货币价格等问题[3]；M.凯恩斯基于名目主义货币本质观论证了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是国家的创造物，国家通过变更货币制度和货币数量，可以有效地调节需求[4]；M.弗里德曼通过对美国和英国货币史的考察，认为货币本位制度、中央银行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与变革，对强力货币、存款—通货比率和存款—准备比率具有重大作用，进而影响货币存量[5]；哈耶克则认为国家货币制度是造成货币供给过多和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主张实行竞争性的自由货币制度[6]；L.H.怀特分析了货币制度的演进，讨论了不兑现货币制度下的铸币税和政府干预对货币运行的影响[7]等。从总体上看，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相对稳定，学者们比较关注货币制度对货币运行的影响。二是以集中决策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学者们主要研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货币与货币流通问题，由于在计划经济中货币的附属性，对于货币自身运行机制的研究重要性，远逊于货币流通如何与财政和物资计划保持协调平衡[8]。 20世纪80年代以来，原本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大都进行了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体制改革对于货币运行的影响，鲜有国外学者进行专门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某一时点或某一问题上。例如，孙明春(1994)研究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谢平、俞乔(1996)研究了我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对于货币总量控制的影响；张杰(2006)研究了我国制度变迁对于M2的影响等。这些间断和散点式的研究虽然有助于说明或解决个别问题，但却难以说明我国渐进式的体制改革究竟是如何改变货币运行机制的，更无法描述在体制改革中货币运行机制是如何从计划逐渐转向市场的。但这些问题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理论意义。 二、渐进式银行体制改革与双层货币供给机制的形成 我国金融体制的渐进式改革始于1979年，变革的起点和关键是从“大一统”银行的单一格局向多元化金融机构体系的变迁，建立了二级银行体制，并相应地形成了双层货币供给机制。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1979～1983年：建立独立经营并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专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创造条件 1979年，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的需要，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先后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作为负责经营管理农业资金和外汇资金的专业银行。为适应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的需要，中国建设银行也从财政部分设出来主要负责管理基本建设资金。与此同时，成立和发展了一批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一阶段的银行体制改革和金融机构体系的变化，减轻了中国人民银行经营性业务的压力，为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体制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组织条件和基础。但这一阶段的货币运行仍然保持和延续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轨迹。 （二）1984～1994年：二级银行体制的建立与双层货币供给机制的形成 1984年对于我国货币运行而言是个重要的年份。为适应国内经济改革和对外金融开放的需要，有效地对金融全局进行领导、调控、协调和管理，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从1984年1月1日起，中国工商银行正式营业，承接原来由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城镇储蓄业务；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从人民银行分立出来，独立经营各类保险业务。中国人民银行不再经营一般银行业务，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这一改革措施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大转折点，既标志着中央银行体制的正式建立，也标志着“中央银行—存款货币银行”的双层货币供给机制开始形成。 1984年中央银行制度建立后，开辟了中央银行“再贷款”和存款准备金两条渠道来吞吐基础货币。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在当时的基础货币供应总量中占比大约80%～90%[9]。当时规定各专业银行要将企业存款的20%、农村存款的25%、储蓄存款的40%作为法定存款准备金交存中国人民银行。由此形成了双层次的货币供给机制：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再贷款业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吞吐基础货币，存款货币机构通过存、贷、汇业务创造存款货币。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再贷款业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影响存款货币机构在人民银行的超额储备，进而影响存款货币机构的放款能力并调节存款货币的创造，最终影响货币供应总量。至此，显然在技术上已经具备了货币供给“源与流”的双层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