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最近颁布的《十一五规划》中，中央政府将促进“自主创新”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构建创新型国家绝非易事。而要进一步回答中国能否以及如何建成创新型国家，我们必须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技术变迁过程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和解释。毕竟，这是中国经济过去30年技术变迁的“终点”，又是中国通向创新国家之路的“起点”。 这篇文章将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科技体制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深刻转变做一个系统的历史回顾和经济分析。第二节简述了计划经济的遗产和改革动因。第三节和第四节对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过程做了时间上和逻辑上的梳理。第五节对中国科技体系的投入和产出做了简单的统计描述。第六节对中国建成创新性国家的前景做了展望。 二、计划经济的遗产和改革动因 1950年代，中国向科技领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旨在通过技术引进和吸收来支持中国工业体系的建设和现代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主要从苏联引进了156项大型的“交钥匙”（turnkey）项目，而这主要集中在发电、采矿、冶炼、化工等重工业领域。同时，中国也成立了400多家研究机构，而其主要目的是消化吸收引进的产品或技术。与此相适应，中国试图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体系，其中各种经济活动“按计划”分配到各种“对口”单位或者部门。就创新体系而言，研究所负责技术的研发，工厂负责新技术的实施，学校负责人才的培训，而工业局等政府部门则负责相互协调。计划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管是日常经营还是政策相关的决策权力都是在各种政府部门之间“条块分割”的。 不可否认，此时的国家创新体系是与计划经济体系相适应的，它有利于国家在短时间内集中全国之力以完成一些特定的战略目标，如卫星上天、制造原子弹等。但是，就常规的创新活动而言，这种体系遇到了严重的信息和激励问题。就其本质，创新意味着打破常规和由此而来的不确定性，这使得计划者，不管其多么聪明和能干，都不能事先对创新的成本和收益做出完美的预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资源分配。由于对自己的各种活动没有“剩余索取权”，人们没有积极性主动地研发、引入或者扩散新产品或者新技术。 除非政府要求，研究所是没有积极性进行技术创新或者对已有技术进行改进的，因为这不增加他们的收益但却要花费努力成本。类似地，当主导评价指标是产量而非利润、产品质量等效率标准时，工厂（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也没有积极性引入新的技术。最后，尽管研究所、工厂以及最终产品消费者之间的横向联系对于技术创新至关重要，但在“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下，这种横向联系难以实现。而由于创新过程基本行为人之间严重的横向阻隔，改革之前中国的技术进步非常缓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解放牌汽车。在从苏联引进后的40年中，尽管产量巨大，但其质量和设计从未发生改进。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高层领导人已经深刻认识到计划经济体系内在的低效率，这导致他们在1978年开始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但是，市场化改革并非一蹴而就。经历了几十年的计划体制之后，人们对市场化改革必然有一个逐渐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可以想象，在原有体制已经被打破而新的体制尚未建立和健全之前，经济系统甚至可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混乱或者低效率。实际上，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在从计划体系向市场体系转轨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三、改革历程的简要回顾 根据一些典型事件或者文件，我们可以将1978年改革至今30年科技体制改革与演变分为四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对“文革”的“拨乱反正”和计划体制框架下的“休养生息”。第二阶段（1985—1996），此阶段主要集中于拨款制度的改革，技术市场的建立和科研机构的放活。相对而言，此阶段前半段改革步伐巨大，而后半段则进展缓慢。第三阶段（1996—2006），“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和实施。第四阶段（2006至今），鼓励自主创新和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需要指出的是，1985年作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基本上没有什么异议的，而后面几个阶段的划分则是见仁见智的。 （一）第一阶段 1978年3月18日至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6000多名代表参加的全国科学大会。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动员全国人民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它也有力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在科技战线推行的极“左”路线，提出了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制定了《1978年—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也称《八年规划纲要》）。 《八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全面安排，突出重点”的方针，确定了八个重点发展领域（农业、能源、材料、电子计算机、激光、空间、高能物理、遗传工程）和108个重点研究项目。《八年规划纲要》将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到了很高的高度。在执行期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以及“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战略思想，为发展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拨乱反正和清除十年文革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深重灾难，制定《八年规划纲要》时的主导思想是通过改进计划和管理方式，休养生息，恢复文革之前的科技秩序，而对计划体制本身所具有的诸多问题尚未有清楚的认识和彻底的反思；与此相对应，《八年规划纲要》并没有对中国的科学技术体制做出具体的改革措施，而其所制定的奋斗和赶超目标也大大超出了当时中国经济体制的潜能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