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和增强综合国力的关键，要求贯穿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摆在了国家战略极其重要的地位。2006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2020年前我国科技创新的总体战略和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战略确立之后，关键是如何实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自主创新战略能否全面落实、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能否实现，主要不取决于政府是否加大科技投入和科技项目，而关键取决于是否真正建立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 一、为什么说体制机制创新是关键 创新一词，美籍经济学家熊彼特第一次引入此概念并给出了狭义的定义。今天其内涵和外延大大拓展，广义而言，创新是将新思想（创意、发明等）通过路径或系统变革，实现其经济和社会价值的活动。仅科技创新而言，在时间坐标上，包括从研究、开发、中间试验、工业试验、生产、进入市场和服务的全过程；在空间范围上，覆盖大学、科研机构、企业、中介服务机构、金融机构、政府部门等多个方面，除跨科技经济两大领域之外，还涉及教育、军事、法律、文化、行政管理等领域，是各个要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 自主创新包括四个主要要素：创新资源（人才、机构、条件设施、投入等）、创新战略（思路、规划等）、创新体制机制（包括经济、科技、教育、政府体制等）、创新环境（社会、资本、法律、政策、文化环境等）。 我国在创新资源方面具有一定的实力与优势，蕴藏着巨大潜力。科技人员总量达3800多万人，在校大学生2000多万人，数量居世界第一；R&D（研究开发）人员160多万人，居美国之后位世界第二。经过50多年的努力，已经形成涵盖当今世界各个学科、较为完整的科研体系，科研设备通过近20多年的更新建设，多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科技投入较快增长，去年R&D经费3664亿元，总量居世界第4位，占GDP的比例近1.5%，虽与创新型国家R&D/GDP大于2.5%的指标还有不小差距，但国家有增加科技投入的强大财力支撑，这已不是影响自主创新能力的主要矛盾。从科技成果数量看，这些年增长较快，国际论文发表数量(SCI)在美国之后，与英德日等国并列第二方阵，发明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第4位。 但是，决不可为这些表面数字而乐观，我国创新能力和成果质量，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之大、与经济发展需求差距之大仍令人担忧。技术层面，我国大多数的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先进核心和关键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数量少。作为制造业大国，不少行业70%以上的先进装备还要依赖进口，许多先进技术还要依赖国外甚至受制于人，这直接影响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竞争力的提升。科研层面，我国在世界科学和技术前沿重大成果不多，重大发现、发明和理论建树等原始性创新成果远落后于世界科技强国，世界级的科学大师和创新领军人才严重缺乏，在很多科研领域，国内优秀人才的数量甚至少于海外华人科技人才（多数出自出国留学人员）。 创新资源和创新能力的反差，成果数量和质量的反差，巨大需求与供给不足的反差，表明我国丰富创新资源的能量尚未充分释放出来，创新的效率不高，突出反射出创新体制和环境的诸多弊端。在体制机制和环境方面与创新型国家的差距甚至大于科技水平的差距，这是制约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问题。 首先，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多数创新能力薄弱、动力不足。我国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企业的数量仅占企业总量的万分之三。这些年虽然上千个政府所属应用型科研机构转制成科技企业，加之一批新兴高技术企业的崛起壮大，增强了企业总体的创新能力，但从整体上讲，规模以上企业拥有研究开发机构的仅有23.6%，其中多数能力和水平较低，虽然全国2/3的R&D人员在企业，但素质和研发能力低者占较大比例。从企业投入看，我国大中型企业B&D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平均为0.76%，大大低于创新型国家企业3%-20%的水平。这表明我国多数企业，包括行业骨干企业尚未真正建立以创新为主体的企业制度和经营机制，主要优质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的程度严重不足。 第二，科研和人才管理体制一定程度上束缚着创新能量释放。从事国家重点科研、特别是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的科技力量主要集中在大学、研究机构。目前的科研和人才管理体制还存在封闭、刚性过强等诸多问题。在课题申请、科技评价等方面的科研工作导向还存在制约创新的弊端，科技人才创新激情和能动性的激励机制尚不完善，人尽其才、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尚待优化，浮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等不良学术风气亟须净化，仍缺乏良好的创新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使得科技人才的创新能力未能充分发挥。 第三，创新体系中的有机联系和互动机制不完善，创新链有缺陷。从科研到转化成市场上的产品或服务，创新过程要经过多个环节，当代科技综合交叉的特点需要多个机构和众多人员的合作，因此创新体系中各要素间有机联系和互动的效果决定着创新的效率，而这恰恰是我国创新体系的“软肋”。产学研结合机制、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完善。从整体上讲，以学术或技术为主的科研导向，以引进为主的技术获取方式，使得科研机构与企业的脱节和错位依然存在。评价体系仍需改进，市场导向作用有待加强。科研院所、大学、企业间相互协作、联合攻关的机制仍较薄弱。社会化科技中介服务体系不健全，成为创新链的薄弱环节和技术转移瓶颈。 第四，政府宏观管理分散造成整体创新效率不高。政府虽不是创新的主角，但政府与企业的伙伴关系、政府的资源配置和政策导向、有效的协调等，是影响创新系统效率的关键。我国的科技宏观管理职能实际上分散在多个部门，政出多门，没有一个权威部门能真正统筹起来。总量不足的政府科技投入由若干部门多渠道配置；科研仪器装备和资料重复购置，单位所有难以共享，使用效率低；科技力量分散，中科院、高校、企业、国防和民用科研机构、地方科研机构等各路大军协作集成不够，研究开发工作往往小而全，各自为战，分散重复。在微观活力不足、系统联系不畅的情况下，创新力量的分散，资源配置的分散，工作的低水平重复，宏观统筹协调不力，导致国家创新系统效能失灵，整体创新效率不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