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下午3时，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如期举行，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作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3月15日上午9时，第五次全体会议将表决关于批准此改革方案的决定草案。 至此，引发人们无尽的注目和“竞猜”的所谓“大部制”改革方案终于浮出水面、拂去面纱。 大部制：新时期中国行政机构改革的“第六波” 事实上，自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以来，中国已进行了五次政府机构改革。 第一次：1982年，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编制从5.1万人减为3万人。 第二次：1988年，国务院部委由45个减为41个，改革后人员编制减少了9700多人。 第三次：1993年，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从86个减少到59个，人员减少20％。 第四次：1998年，不再保留的部委有15个，新组建4个部委，3个部委更名。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 第五次：2003年，设立国资委、银监会，组建商务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组成部门变为28个。 此次俗谓大部制的机构改革，已是中国1982年以来的第六次政府机构改革。 何谓大部制？按照业内专家的提法，大部门体制即是为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与协调，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其特点是扩大一个部所管理的业务范围，把多种内容有联系的事务交由一个部管辖，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此次大部制改革方案从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经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到提交此次两会审议，显得颇为“神速”。 大部制改革乃势所必至、理所固然 如此迅捷地启动此轮政府机构改革，实乃中国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之必需。按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意见》中的说法，当前，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对微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仍比较薄弱；部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和效率不高的问题仍比较突出；政府机构设置不尽合理，行政运行和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现象仍然存在。这些问题直接影响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的确，我国现行政府机构设置细节过多，管理对象与管理事务重叠，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协调困难的情况十分普遍和严重。 目前，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共有组成部门28个，特设机构1个、直属机构18个、办事机构4个、部委管理的国家局10个、直属事业单位14个，另外还有100多个议事协调机构。而同样的统计数字英国、法国都是18个，美国15个，日本则只有1府12省厅。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务院部门之间有80多项职责交叉，仅建设部就与发改委、交通部、水利部、铁道部、国土资源部等24个部门存在职责交叉。 鉴于此，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大部制改革目标就是要“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大部制改革重启中国政改大幕 值得我们高度注意和重视的是，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公报称，“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舆论界人士认为，此言大有深意存焉。 众所周知，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邓小平为总设计师的中国改革伟业由农村肇始而到城市，主要在经济体制领域盘桓。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主要是1985年至1987年，邓小平开始提出很多非常明确的政治改革意见。他指出，中国如果只有经济体制改革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话，这个改革成果是不能巩固的，也不可能深化下去，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要提上正式议事日程。邓小平并且具体指示，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就要提出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意见。所以，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很明确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由邓小平主导的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第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明确的政治体制改革由是启动。这位总设计师亲自划定了此次政改的内容和范围：第一，党政分开；第二，权力下放；第三，调动基层的政治积极性，提高效率。 据新时期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要角、原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回忆，邓小平关于“党政分开”的政改思想在十三大报告中都有所体现，该报告还提出要增加公开性，增强政治透明度，要加强领导和群众的对话，消除基层群众和各级领导层的矛盾，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这些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在后来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有集中体现。 此后近20年，决策者们出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和应对复杂多变国际环境的需要，经过对改革基础、条件、时机、方式、后果的审慎考量，暂时放缓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节奏和步点，而专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时至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就GDP规模和年均增速、中国综合国力的位次、财政收入水平、贫困人口减少数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消费层次等而言，这场市场导向的改革已取得了辉煌成果；从经济体制改革角度来看，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在于推行所有制多元化，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承认私人财产权的平等地位等等。中国30年改革因释放经济自由而产生的巨大正效应和融入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财富增长及繁荣，兼之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价值与国际社会主流价值重叠日益扩大，为中国重启、接续并深化邓小平于上世纪80年代开辟的政治体制改革夯实了物质基础，也使中国政治家增强了坚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自信心。基于此，时隔15年后，执政党首次在2002年的“十六大”报告中响亮地提出了建设“政治文明”的目标。在中共十七大上，胡锦涛同志更加清晰而坚定地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