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公共领域的改革者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大权在握、有危机感和进取心的国家领导人，一种是个性鲜明、具有理想主义气质的基层“一把手”。目前比较成功的改革者是第一种类型，他们利用自己的威望，利用民众对改变现状的渴望，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邓小平、胡耀邦等人都属于这种类型的改革者。吕日周、仇和等人属于第二类，由于权限关系，他们无法对体制进行更深入的改革，但他们的一些打破官场常规和惰性的亲民政策还是使他们获得了“改革者”的称号。 这两种类型的共同特征是：他们都是“一把手”，只是层级不同而已。在“一把手”常常可以独自拍板决策的体制下，“一把手”们获得了推动改革的特许权，由他们推动的改革往往也能得到相当程度的落实。但这种体制的弊端也是明显的：“一把手”的拍板决策权既可以用在出于公共利益的改革，也可以用在搞私人小圈子内的利益勾兑，两者往往都可以畅通无阻。这种双重性在清末的慈禧太后身上也得到反映，作为清政府实际上的第一号人物，她不想搞改革时光绪皇帝就搞不成，她想搞改革时比光绪皇帝的力度和实绩都要大得多。 强化改革的动力结构 许多历史经验表明，成功的改革之前，需要完成一个权力布局，让有危机感和责任感、眼界开阔的政治精英上升到权力的最高层次(成为最高领导人或获得最高领导人的充分授权)。在权力格局中占据最高层次之后，考虑到既得利益集团很可能对改革进行阻挠，改革的领导者还必须组建一个改革同盟，进行较大幅度的权力洗牌，把赞同并愿意力行改革的人擢升到关键岗位。 鉴于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精英的上升道路与民意褒贬的关联度并不是很大，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的改革者都是体制内的改革者。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组建体制内改革同盟的时候，改革领导者也会进行广泛的民意动员，通常的做法是用种种美好的愿景、对现状的批评来寻求民意背书，或者是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就是说，除了权力布局之外，还需要有观念和舆论上的布局。当“奉命解放思想”的运动形成一定气候，当改革成为官方政纲的主导论述时，改革同盟就有可能择机推行幅度或大或小的改革。 总体来说，中国当前的改革虽然存在诸多局限性，但也呈现出一定的动力多元化特征。 最具动力的改革，当然还是民众主导型的改革。这种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宪政框架中的民意伸张和多元竞争，权力位置必须通过对民意的竞求来获得，同时还有任期限制，定期轮替，这就使改革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日常议题，成为国家体制的自动修复动作。这是一种动力连绵不断的、常态化和制度化了的改革，它没有中国情境中对“改革”的“壮士断腕”、“破釜沉舟”之类富有历史感、史诗感的壮烈想象，而只是一个社会渐进改造工程中正常的修补和机件更换。 中国的改革路向，就是要让公开的民意成为改革的动力和主导力量，使改革从体制内的“关门改革”转变成全社会的“阴谋”，经由民意的充分表达来形成关于改革的决策和推动改革措施的落实。 对改革者的期待 中国的改革路向，还必须是一种“坚定的渐进改革”。这种改革在策略上是渐进式、费边主义的，但在改革意志上则是始终坚定的，只要环境、时机适合，就不断地从外围改革突进到内部核心制度的改革。 因此，改革者也应当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能对改革这项社会渐进改造工程进行明智的管理，并使整个改造进程维持一种必要的平衡。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曾说：“改革者的道路是艰难的。首先，他必然要两面作战，既反对保守者又反对革命者……改革者不仅要比革命者更纯熟地驾驭社会势力，而且还必须更精确地控制社会变化。”顺便说说，在当前中国的穷人—富人关系中，也应当有这样的辩证平衡：通过合理的社会契约和制度安排，让穷人有机会通过合法途径成为富人，同时保护合法致富的富人、要替他们说话，这样穷人也才有希望、有奔头，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另外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如果不帮助众多的穷人，就不能保护好少数的富人。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当年悟出的这个辩证道理，在当今的中国同样适用。 面对复杂的现实，改革者还必须是一个高明的策略家。亨廷顿在前引书中还提到：对于改革者来说有两种重要的策略可供选择。一种是在最初阶段就使人了解他的全部目标，然后竭力尽可能多地促使其实现；另一种则是隐瞒目标，把改革项目互相分开，一个时期只推行一项改革。前者是综合的、“根本的”或闪击式的；后者是渐进的、“枝节的”或费边式的。亨廷顿推崇土耳其共和国领导人凯末尔的改革策略——从能得到最大支持的地方开始，最后改革到可能引起最大阻碍的方面。 高明的改革者往往会历史地、实用主义地看问题，只要有点滴进步、有实际效果就是好的改革，不必好大喜功，不必四处树敌，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与自己的反对者合作。此外，还必须小心翼翼地确保改革同盟的政治安全。 当我们审视以往的改革者时，会发现他们都有不少的局限性，但我们对中国的国情和改革者的局限性要有客观的认知，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改革者，他们只是在努力做好“那份工作”而已。而后人要做的工作，就是继承前辈这种“向前冲”的精神，使改革成为一个持续的社会改进工程，对于转型国家来说，就是要维持一个从外围改革向核心体制改革突进的不断攻坚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