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诉求与社会秩序：从计划到市场

      利益诉求的历史演进

      当今中国显而易见的变化是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相应的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差别的扩大化和多样化。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人们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展开的利益诉求日益频繁，由这种诉求引起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矛盾的突显时期，而且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有强化趋势。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在普罗大众中、特别在弱势群体中，政府和法律在协调利益差别与化解社会冲突中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正日益受到置疑。在我们的一项农民工调查中，超过6成的农民工认为向政府和有关部门投诉是没有用的。

      目前有人写文章说，国际经验显示，一个国家在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时是社会冲突突发期，当GDP超过这个数值时，社会冲突就会下降。这种论证的背后有一个基本的假设，一个社会频繁的、突显的，甚至以激烈、极端形式表达的社会冲突与体制无关，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制度不可为的结果。但这个结论是否适合对当今中国的解释是值得质疑的。

      首先，它与现实不符。按照这一解释，当今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社会冲突应该呈现出随着GDP增长而变化的马蹄形变化，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其次，社会变迁中任何一种趋势的形成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产生的，即使GDP增长与社会冲突在其他国家存在马蹄形关系，但是我们与发达国家里的体制差别真的会在中国复制这个过程吗？我们不否认今天人们的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差别正在扩大和多样化，但是这种由分化产生的矛盾会以何种社会形式表现出来，我以为首先必须在体制中寻找原因，其中当然包括利益诉求机制。面对当今中国呈现出来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突显现象，寻求解决的政策时，首先不应该在GDP中寻找“安慰”，而是要问，随着市场经济的转型，人们的利益分化加剧和复杂化，我们社会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否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否有助于社会矛盾的调节？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差别，经济学家理解为生产力要素是按政府行政命令实现组合还是按市场价格引导实现组合。在经济学里，各种生产要素只具有物的性质，要素间的关系是物与物的关系。但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则引导我们从生产要素的占有关系上去理解不同的经济制度。因为任何生产要素都是由占有者投入生产过程的，无论是劳动力、资金、土地、生产原料、技术等。从社会学的立场出发，各种生产要素具有人的性质、社会的属性，要素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要素的组合过程实质上是要素占有者的利益诉求和博弈的过程，而非经济学家眼里的纯粹物的关系的过程。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的占有和利益的分配是建立在一个国家对单位、单位对个人的单向资源垄断关系上的，无论在国家与单位之间还是单位与个人之间，都表现出一种依赖——庇护关系。依赖导致了劳动者对单位的人身依附和单位对劳动者的控制，庇护则导致了单位对劳动者的“父爱主义”和单位职能的“全能主义”。透过国家——单位——个人这个链条，个人的经济社会生活都被整合在一个与国家同构的科层化的行政一体化结构中。在这个体制中，人们的利益差别主要表现在单位的利益差别上，而一个单位的利益获取能力则取决于单位在整个国家体制中的等级地位和单位向上的讨价还价能力，因此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首先表现在依据单位行政地位产生的纵向分化上，而非按生产要素占有关系划分的横向分化。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劳动者的利益诉求和社会秩序的建立具有以下特征：

      1.当全部资源都被行政权力垄断，人们只能透过这个科层化的行政体系来反映自己的利益要求，行政诉求是整个社会几乎唯一的利益诉求机制。

      2.当行政诉求成为社会唯一的诉求机制时，各种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调节是通过行政权力实现的，依靠的是科层制中上下级之间的命令—服从关系的强制力。

      3.在这个科层化的行政诉求机制中，社会不可能形成超越单位的利益群体，每个利益诉求者都无法作为独立于单位的利益主体进入利益诉求的过程，利益诉求具有个体化的特征。

      4.在这个科层化的行政诉求机制中，“个体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是调节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核心规范，意识形态中的集体利益神圣感和个人利益耻辱感大大降低了国家处理利益矛盾的“交易成本”，从而为整个国家的行政一体化结构提供了道德和价值的“合法性”基础。

      5.利益诉求的行政机制与国家治理的科层结构是同构的，因此任何超越这种科层关系和单位的独立利益表达，都有可能被看做向国家体制的挑战和反抗，由此产生的矛盾和冲突都有可能被置于“敌我矛盾”遭受国家力量的制裁。

      在这样一个行政一体化的体系里，单位作为一个全能的功能组织，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都被压缩到单位空间，使社会矛盾转变为“单位问题”。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并不与个人直接见面，“有问题找单位”是那个时代的口头语，但它形象地说明了在那个时代人们的利益诉求是通过单位组织来表达的，国家也是通过单位实现对个人的全面控制，实现社会秩序。无论我们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30年，站在社会控制与秩序的立场上来看，除了“文化大革命”10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控制是相当有力的、社会秩序是相当稳定的。这显然与这套行政一体化结构和行政诉求机制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