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6；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7）06-0049-08 近来理论界有过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有人以瑞典有较完善的社会保障而提出瑞典是“真正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我认为不能简单地这么看。我1982年曾应邀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隆德大学做了三个月的学术访问，专门考察以“全面福利国家”闻名于世的瑞典经济及其社会保障设施，于1987年出版了《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践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二十多年过去了，瑞典经济有所调整，执政党也屡经更迭。但我对瑞典几十年来的成就和经验，十分珍重，认为值得我们认真借鉴，不过就其基本经济制度来讲它依然是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 一、瑞典经济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 在瑞典这个“全民福利国家”中，它的工农业、对外贸易以及金融业，基本上掌握在私人企业手里，它们的生产和流通几乎完全依靠于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著名的私人大企业如沃尔沃汽车公司，早已是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瑞典政府全力履行其“公共服务”职能，致力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建立相当完备（也较昂贵）的社会福利设施，其它一切经济活动均掌握在私人企业手中。如英国学者佩特森和托马斯在其主编的《西欧社会民主党》一书中所说，历届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所推行的各项政策的特点是：“在等到收入和私人财富创造出来之后再对其再分配进行管理”。“但是这些政策迄今没有改革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主要特征：生产资料仍旧归私人所有。”① 在这个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乃是这个福利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这两大阶级都高度组织化，全国绝大多数受雇佣的职工都参加了总工会（LO），而全国绝大多数企业主都参加了雇主协会（SAF）。两大阶级性组织，各自都有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系统，两大阶级既对峙又合作。两大全国性组织定期谈判和签订工资及劳保协议，政府只是在双方有重大争议时才介入。从斯德哥尔摩高处看，全国总工会（LO）和全国雇主协议以及国会三座大厦，彼此近距离地鼎足而立，像三根柱子支撑着这个资本主义框架下的“福利国家”。 把瑞典经济归入资本主义经济范畴，是因为区分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属性，主要应以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而定。资本主义经济总是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基础，而社会主义总是与公有制相联系。但经济学说史告诉我们，无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抑或西方经济学（现代经济学）过去长期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认识都有过误区，即都认为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固有的产物而与公有制无缘，尽管如此，它们都以私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作为区别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指标。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说过，建国几十年，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弄清楚，提出改革开放要“摸着石头过河”。但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在总结国内外经济发展与反复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摒弃了过去公有制只能搞计划经济而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在这里邓小平仍坚持公有制主体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标志。可是，有的学者借用了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初讲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弄清楚”，却不提90年代邓小平提出并已形成党中央决议的“关于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完全撇开“所有制”而提出其它一些东西作为社会主义的“特色”或“指标”，给瑞典经济冠以“社会主义”字样。我尊重各种学术探讨，但我仍坚持按所有制属性（公有或私有）来作为区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标志之一。我据此认为瑞典虽建立了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但其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它所决定的基本生产和分配方式(不包括再分配，后面将进一步讨论)仍是资本主义经济。正如香港《争鸣》杂志2007年5月号载文《瑞典资本家与社会福祉》指出，“尽管是世界有口皆碑的高福利社会，但瑞典从来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其90%的企业仍在私人手中，甚至可以视为资本家财团垄断经济的社会。例如，瓦伦贝尔就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帝国，它除了银行金融事业之外，还控制了北欧很多影响力很大的工业集团，其中有爱立信、伊莱克斯电器、瑞典滚珠轴承公司、阿斯利康制药集团等世界知名企业。” 应该说，当代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即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资本主义，不仅瑞典如此，北欧国家乃至欧美国家均如此。这是因为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接受了“国家干预”，政府除履行“宏观调节”，还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支持社会保障设施。不过，瑞典在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下政府建立了更加完备的社会保障设施。这种社会福利设施，是政府通过再分配手段支撑起来的，可以说，这个福利国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把这个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上靠再分配建立的“福利国家”说成为社会主义或真正社会主义，我认为是不合适、不应该的。至于如何认识瑞典及西方国家建立福利设施的社会经济意义，正是我要在下一节阐述的。 二、如何认识瑞典的社会福利设施 资本主义跟国家干预相结合，这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出现的一个国家现象。如果说，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率先开始这一“结合”在西方主要国家的实践，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为这一“结合”提供了理论基础；而瑞典社会民主党则更进一步，它们依据恩格斯晚年的思想以及第二国际的路线，利用“民主制度”，依靠选票（而非暴力）于1932年取得了执政地位，而且第一次执政持续达34年之久（至1976年败选）。在这长期执政期间，社会民主党并不仅没有利用政权去摧毁或触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且相反利用政权创导“阶级和谐”、“阶级合作”去维护、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它不仅在执政期间培育了沃尔沃、爱立信、宜家等十来家举世闻名的跨国私人集团公司，更重要的是本着以魏克塞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经济理论，创建了相当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全免费的教育保障，其目的是为了增进社会公平，缓和阶级矛盾，促进阶级合作以发展经济。瑞典著名社会民主党党员及经济学家冈纳·阿德勒—卡尔松在其研究瑞典模式的著作中曾写道：“在瑞典，参与经济进程的各方面都已经认识到，最重要的经济任务就是设法使国家的‘蛋糕’越来越大，因为那时每个人就能从这块共有的蛋糕中取得更大的一块来满足自己需要填充的胃。而当情况与此相反时，即社会的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着激烈争夺的时候，我们相信这块蛋糕往往会在争夺中被弄得粉碎或者荡然无存，每个人也将因此一无所得。”② 可见，它所造就的“全民福利国家”是通过再分配靠巨额公共支出支撑的，使瑞典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迅速膨胀。20世纪60年代，这一比重还仅占35%，至80年代初增到60%多。不管这样的“全民福利国家”的大厦多巍巍，但它的房地基却是靠资本主义经济所制造出来的“大蛋糕”（国民生产总值）。所以我有理由说，这个“福利国家”就其经济基础讲是资本主义经济。正因为如此，我在1987年出版关于瑞典福利国家的那本著作中，把这由高税收、高福利形成的巨额公共支出建立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福利设施，看作为瑞典资本主义统治集团为了实现阶级合作、维持和谐社会而不得不支付的一种“代价”。这一认识，我至今认为还是不错的，不仅对有强大工会组织及社会民主党的瑞典可以这么讲，而且对其它举办社会保障设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这么讲，只不过在瑞典由于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较长，工会组织压力较大，致使这方面的公共支出比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