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老师《呼唤法治市场经济》一书的出版，适逢中国改革快走过三十年。书中对于当下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中一些学界与百姓关注的诸多焦点问题进行了梳理与回答。读过吴老师这本文集，受到很多启发。这里我仅就著作中涉及的一些关系谈自己的几点想法。 第一，“第二种力量”与“第三种力量”之外的力量。吴老师很早就提出这样一个担心，改革可能遇到来自社会上第二种力量与第三种力量的阻挠。第二种力量是计划经济下既得利益者，他们不愿意推进市场化改革，第三种力量是增量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希望继续推进改革，而愿意在转型期混乱经济体制下浑水摸鱼。其实，我认为还存在另外一股力量——在改革过程中的体制外利益相对受损者。改革使中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改革成绩的确不容否认。但也必须看到的是，由于损益分布不匹配，一些人的确承担了改革的大部分成本而受益相对较少，这部分人对于改革的热情有所下降是可以想象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每个人都只能从个人的切身利益的角度考量改革。二○○五年我曾经承担了一个课题调查，共获得有效数据一万零五百六十五份。在问看到“改革”这个词的第一反应时，“有些不以为然”、“有些抵触者”的比例加起来为56%。调查结果表明，不同的职业身份与在看到“改革”这个词时的第一反应有显著的相关性。被调查者中的党政官员、企事业中高级人员、其他类职业身份者在看到“改革”这个词的第一反应相对较多地表现为“有些兴奋”；而专业技术人员相对较多地表现为“有些不以为然”；离退休人员、失业下岗、农民工及无业者相对较多地表现为“有些抵触”。我相信，如果说在体制外利益相对受损者这股力量中弥漫着某种情绪的话，并不关乎学者争论的“主义”，而只关乎利益。通过协调利益关系、实现改革成果共享，来重新调动这部分人改革的积极性，是下一步中国深化改革更需要突出考虑的关键问题。吴老师在书中实际上也强调了改革的公正性。也正因为看到了这一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强调，“差距扩大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如不妥善处理和逐步解决，势必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456页）。 第二，“口头改革派”与真正改革派。吴老师在文集中提到了这样一种人：借改革之名，不惜通过损坏老百姓利益来行利己之实。由此，我觉得应该对成天喊“改革”的人做出区分：“口头改革派”与真正的改革派。真正的改革派是一批理想主义者，他们主张的改革就是吴老师著作中强调的既有效率又有公正的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富国强民，并且在改革中强调法治与秩序。这样的改革者喊改革的确是有资格的。但是，的确有一种“口头改革派”，成天喊改革，但实质是因为只有改革才能激活他手中的权力，只有改革才能打通权力通往市场的通道，使权力可以“变现”，成为捞取个人或少部分人好处的工具。媒体披露出的一些国企改革中涉及腐败的案例，明明是少数人想化公为私，但无一例外地以“通过改革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作为幌子，而且此时“改革”甚至能成为他手中打击异己的棍子。可以说，这些“口头改革派”，实际上是保守既得利益的保守派，与吴老师说的“第三种力量”基本是一回事。而我认为，对改革造成最大伤害的、甚至使得“改革”这个词在某些时候“倒了人胃口”的，恰是这种“口头改革派”。也就是说，是“口头改革派”破坏了“改革”在一部分人中间的声誉。如果真像吴老师说的那样“第二种人在公众中有市场”，恰也是因为“口头改革派”这所谓的“第三种力量”在公众中的坏影响。 其实，吴老师提出建立法治市场经济，针对的也恰是我上面说的“口头改革派”利用转型期制度真空为所欲为扭曲改革的现象。正因此，我个人认为，应该把批评的矛头更聚焦于“口头改革派”。而对于“大众情绪”则只能基于“理解的同情”再去引导。因为我们不能要求贴现率非常高的低收入者有长远的眼光。而且，大家都在不遗余力地喊改革，而其中一部分人喊改革是“别有用心”，并不是真的要推动吴老师理想中的改革，这个时候，那些恰是基于现实中某些类似“下岗、分流、削减福利”这些具体“改革措施”来判断改革的“大众”，要区别开哪些人是真改革者，哪些人是要借“改革”之名维护或捞取少数人好处的假改革者，本身就很困难。 第三，理想的改革与现实的改革。仔细看吴老师的文本，我个人总结认为，吴老师在书中主张的市场经济是“以自由保障效率，以法治保障公正”的市场经济；而且还可以看出，近些年来，“以法治保障公正”这一思想在吴老师的著作中分量越来越重。这的确针对了有可能破坏市场的两种力量：一是垄断，二是被滥用的权力。应该说，这是一种理想的改革。 但理想的改革与现实的改革之间有很大的距离。现在我们都习惯于把当下出现的问题都归结为改革不彻底，但我有时会有这样的迷惑：有没有理想中的改革模式，有没有彻底的改革？如果没有理想的改革模式，无法见到彻底的改革到底是什么样子，说所有问题都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这个命题有没有办法证伪呢？这个问题与我们以前问的问题一样。以前我们常说，计划经济出现了许多问题，不是因为计划经济本身有问题，而是我们没有把计划做科学。但问题在于，你见过真正科学的计划经济？既然这样，我们的确同样应该问一问，当下出现的一些问题，真的与改革设计本身无关吗？我看过一篇关于供暖改革的调查报告。报告中说，福利性供暖取消之后，在一些城市，老百姓实际感受是：供暖时间短了，室内温度低了，冬天难过了；一些贫困人口甚至成了“苦寒户”。表面上看，财政掏钱少了，但整体供暖成本并没有下降，能源也并没有节省：为了提高室内温度，有钱人开热空调，普通人买电热片，低收入者也被迫烧起了煤球炉。我的意思是，改革是一场伟大的试验，必须承认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因此，邓小平当年提出“允许试错”的思路。不能以一个理想的模式去观照现实的改革，然后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改革不彻底”。以前学界有人曾经批计划经济是“乌托邦”，认为市场经济是“反乌托邦”的。按波普尔的说法，“乌托邦”就是不惜代价按既定的理想蓝图施工，可能导致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求某个人或部分人为一个整体的方案而牺牲。我现在的担心是，所谓“完全的自由市场”理想也有某种“乌托邦”特质。如果一定按这种理想的改革去施工，可能也会导致忽略代价。尽管吴老师在书中并没有这样的思想，但一些经济学家还是表现出这样的思想，因此才有“改革要牺牲三千万老工人”、“MBO不规范，但符合改革方向”这样的话，这都是按蓝图施工不计代价的表现。而我认为，只有立足现实，考虑到各种约束条件，出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增强改革决策的科学性与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尤其是协调好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才不会在中国最后变成“反乌托邦的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