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08年，是中国当代社会全面转型的30年，也是中国电视剧快速发展的30年。电视剧年产量，由最初的8集增至年均超过13,000集；电视剧的面貌，由简单粗糙发展为艺术表现精湛、制作精良、风格类型多样化；电视剧的社会角色，由单一的政府宣传工具，演变为一种潜力巨大的文化产业类型；电视剧的制作和运营方式，由早期仅限电视台制作，发展到多种制作机构并存，流通链齐备且高度市场化。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电视剧的受众面之广、影响力之大，远远超过了其他众多媒介艺术形式。 电视剧的创作，与经济体制、文化政策、民众需求等有着直接而紧密的关联。在社会转型的不同阶段，各种文化力量的共存与角力也激发出不同的文化景观。社会主导思潮和核心价值观发生巨大变化，民众普遍的文化心态、审美心理、精神需求等也体现出不同的倾向。而各时期的电视剧创作潮流与热点现象，成为3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文化转型的一种直接表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视剧创作实现了对30年社会变迁的一种影像纪录。另一方面，电视剧作品适应国家、市场等意识形态建构的需要，在当代社会发挥着巨大的价值导向作用。 本文以电视剧对当代社会转型的纪录与建构这两个核心文化功能为线索，分六个时间段，宏观梳理1978—2008年中国电视剧创作的各种重要现象及产业发展状况，勾画中国电视剧30年的发展图景。 一、1978—1979年：复苏 1978年，在拨乱反正的大形势下，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文艺界全面复苏。 在“文革”之前中国电视剧初创阶段，曾制约电视剧艺术创作的几项技术问题，包括不能进行磁带录制、不能远距离传送节目、没有彩色电视信号等，此时也都已获得解决。更重要的是以解放思想为旗帜的文化反思与开放，让中国电视剧在历经“文革”十年消沉之后，重新萌发出了生机。 1978年5月，中央电视台播出彩色电视剧《三家亲》，这是新时期第一部电视剧，也是我国第一部完全在实景中录制的电视剧。这一年还播出了《窗口》、《教授和他的女儿》、《痛苦与欢乐》、《安徒生和他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爸爸和妈妈谁好》、《奔腾吧！小骏马》以及《来历不明的黑鲨鱼》等七部电视剧，其中后四部是儿童电视剧。在当时技术水平较低、创作队伍零散、经费有限的情况下，这些电视剧的整体艺术质量难免有些粗糙。 1979年8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了首次全国电视节目会议，号召全国有条件的电视台都大办电视剧，并决定立即进口国外的电影、电视片，为国内电视剧创作提供借鉴。在政策鼓励下，1979年，上海、湖南、山东、天津、广东、黑龙江、河北等省市电视台都开始生产电视剧，这一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数量达19部。其中，反映青年人奋发图强的电视剧《有一个青年》，反映烈士张志新事迹的《永不凋谢的红花》，描写自卫反击战的《祖国的儿子》和反映家庭关系的《爸爸病危》，播出后都引起了较大反响。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进行衡量，1978、1979年的电视剧作品仍沿用了直播时期所遵循的舞台剧式的创作观念，在情节结构、场景转换及各种具体表现手法上，并没有对电视艺术的表达特性做出进一步的探索，电视剧创作尚未呈现出鲜明独特的艺术品格。从电视剧的功能角色来看，此时的中国电视剧，仍习惯性地充当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共建者，在主题表达上简单直接，且自觉配合主流话语需要。 二、1980—1986年：启蒙思潮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媒体事业的恢复发展和文学创作的初步繁荣，有力地促进了电视剧的创作。 据资料统计，1980年全国的电视机社会拥有量为900万台，到1986年已增至9200万台；1980年全国电视剧总产量177集／部，1986年产量已达2636集／部。从这两组数字中可以看出中国电视事业和电视剧创作的蓬勃发展态势。 这一时期，电视剧事业建设的重要内容还有：1981年全国电视剧飞天奖和1983年《大众电视》金鹰奖的相继设立；1982年1月，中国电视剧艺术委员会成立；1982年9月，国内第一家电视制片厂——北京电视制片厂（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前身）成立；1983年10月，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正式成立。这些实际举措，成为当时电视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这一时期的电视剧，与当时的文化环境、社会心态相适应，以启蒙意识为主调，以现实主义为核心创作观，实现了对新时期现实生活的全方位折射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辅助建构。 启蒙主义思潮是贯穿80年代中国的重要文化思潮。80年代前半期，知识精英启蒙话语在长期遭贬损、遮蔽、排斥之后，再度确立了自己的重要位置。启蒙运动首先集中指向了人道主义，在人道主义文艺思潮主导下，文学创作开始关注“人性”、“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需要”、“人的本质”、“人的自然欲望”等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命题。而在电视剧创作中则表现为伤痕、反思、改革和寻根主题的相互交织。 1.伤痕与反思主题电视剧 文学界于1977年末，以刘心武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班主任》为开端，开始了“伤痕小说”创作潮流，这是新时期第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伤痕小说”着力揭露“四人帮”的罪行，控诉动乱造成的不幸，抚慰人们内心的伤痕，是中国人在“文革”后发出的第一声悲鸣与怒吼。紧随其后的，是“反思小说”，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王蒙的《蝴蝶》、谌容的《人到中年》、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比“伤痕小说”更全面、广泛，“不再只是简单的揭露或情绪的宣泄，而是一种冷静审视和理性批判”。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