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匈牙利电影理论家巴拉兹·贝拉（Balázs Béla）在《电影精神》一书中指出，“小资产阶级”是电影生产的基础，他们的“浪漫主义”正是从“城市边缘的栅栏处”亦即电影院中开始的，因为这些“大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突然发现，现代电影可以借助于各种琐屑的现实来“掩盖”真正的现实①。1947年，法国电影史家乔治·萨杜尔（Georges Sadoul）则在其所著《电影通史》中，叙述了电影初创前后影片制作如何从手工业转变为现代工业，电影传播如何从巡回放映转变为影院放映，以及垄断资本如何组织电影托拉斯控制电影企业各个部门的详尽历史。在他看来，制片业的命运是与放映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而放映业亦即电影院的发达，必须以“人口集中的大城市”或“工业区”为先决条件，这正是美国电影得以后来居上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就为全世界电影中心的重要原因②。可以看出，早在电影诞生半个世纪左右，包括巴拉兹·贝拉与乔治·萨杜尔在内的一批电影研究者，就分别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相当深入地辨析了电影与都市的特殊关系。 20世纪60年代以来，思想文化界进一步认识到城市文明与以视觉文化（主要体现在建筑、绘画与电影）为表征的大众文化之间的经验同构。按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的观点，现代世界是一个城市世界，大城市生活和限定刺激与社交能力的方式，为人们“看见”和“想看见”（不是“读到”和“听见”）事物提供了大量优越的机会；在大城市以及视觉新形式（比如电影）中，人们发现了一种对空间的“雄浑而新颖”的理解和组织并培养了一种“新的空间概念”③。与此同时或在此之后，以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迈克·迪尔（Michael J.Dear）和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等为代表的欧美学者，更是将都市研究与空间理论推向一种愈加深广的境地。颇有意味的是，无论是芝加哥学派的都市社会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都市社会学，以至洛杉矶学派都市研究的后现代取向，都倾向于在一定层面上将都市研究与电影研究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电影产生于都市并与都市之间相互生产。作为人类居民、资金、商品、信息、创意的聚集区，都市是电影最适宜的成长土壤与栖息之地；而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生产和象征经济，电影在都市展开着空间的想象并将都市创造为想象的空间，进而创造了新都市。正因为如此，都市功能的转换势必影响并制约着电影生态的变迁，反之亦然。 一项以北京影业为中心的历史、文化研究，将从电影与都市的关系入手，分析和阐发北京影业之于北京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其持续发展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电影北京”的发展战略。 一 都市与电影之间的相互生产，可以从都市生产电影与电影生产都市这两个相互联系的角度上予以观照。 都市生产电影，不仅陈述着电影诞生于巴黎并成长于纽约、伦敦、柏林、莫斯科以及东京、香港、上海等国际化大都市的一般历史，而且意味着都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氛围是催生电影实践并涵养电影文化的温床。尽管在《电影是什么？》一书里，法国电影评论家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始终强调电影的诞生源自“完整电影”的神话，而与“技术发明”和“科学精神”几乎无关④，但都市聚集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信息流，对电影这种以项目性运作为特点、资金密集型、消费者主导的娱乐市场和创意产业而言，仍然是举足轻重，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在《漫步废地图：文化理论和埃维纳·诺塔瑞的城市电影》一书里，电影学者裘里安娜·布儒娜（Giuliana Bruno）便把本雅明对“游手好闲者”的描述推广到电影观众身上，认为电影的这些“游荡的城市观众”已“历史性地被大都会的生活所凌驾”，“现代的游手好闲者就是电影观众”，“最完美的游手好闲者就是最热情的电影观众”；学者李欧梵赞同布儒娜的分析，并将“看电影”这种“都会的现代生活模式”，跟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上海的“新都市文化”联系在一起⑤。从电影生产的物质层面上分析，都市创造着电影，并且只有都市才能承载电影。任何一部美国电影史，都会正视纽约金融机构曾经施于好莱坞的生杀予夺之权。按美国电影史家刘易斯·雅各布斯（Lewis Jacobs）所言，正是在华尔街的掌控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美国电影业，尽管已经建立起制片—发行—放映垂直一体化的“新秩序”，但在财政上却更要“依赖”华尔街⑥。同样，都市的兴衰也支配着电影的命运。1923年9月之后，日本影业开始从遭受特大地震重创的东京向京都转移，使京都取代东京，一度成为日本电影生产的中心，并在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有“日本的好莱坞”之称⑦，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都市对电影的生产，不仅取决于都市特有的现代文化气质，而且取决于都市自身生产电影的条件和能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好莱坞传媒集团已经从传统的垂直整合机制过渡到新型的横向整合方式，全球化和新市场将更多的欧洲资金和海外观众卷入好莱坞，使洛杉矶逐渐从一个“制片中心”演变成一个“娱乐业的设计和经营中心”⑧，但也正是通过这种途径，包括纽约、洛杉矶以至上海、北京等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当代都市，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全面深入地控制并生产着电影。在都市，除了各种类型的电影与各种层面的观众源源不断地被生产之外，还生产了越来越多的电影机构或电影纪念地、电影标志物，如电影公司、电影院、电影资料馆、电影博物馆、电影学校、电影城、电影基地、电影公园以至电影大道、电影酒吧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