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853（2008）03－146－05 内地电影与香港电影的融合与发展，共同构成中国电影的存在。两地电影的血脉会通，成为打造中国电影文化及电影品牌、解决当下以至未来电影发展存在问题的基础和根据。两地电影的对话与融合，是构成中国电影合作与发展的一种可行的普遍有效方式。香港电影与内地电影在审美趣味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体现在语言、地域、趣味与价值选择中。但是，香港电影包含着对电影活动及规律的独特理解及视角，更包含着中国人对自身审美趣味和文化意识的概括、把握和思考。无论是相同还是相异。香港电影在一定程度上与内地电影是互补的。因此，近十年来香港电影进入内地，与内地电影融合、互渗与发展，既有两地电影血脉会通相印证的一面，又有对中国内地电影进行补充的一面，更有对中国电影的启示、推动发展的一面。通过这样的交流、融合，香港电影能够鼓励中国内地电影人进一步把电影作为职业，使电影有一个好的成长空间和发展环境。同时，对香港电影在当下发展存在的困顿、困惑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向，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香港电影和中国内地电影，都源于一条深邃的河流，这便是同祖、同源的文化的传统。这种传统的共生与同源性，成为香港电影与内地电影对话与杂糅的基础。我们都知道，严格意义上说，在50年代之前，香港电影不叫香港电影，而称之为“粤语片”“粤语电影”或“华南电影”。那么，第一部有声粤语电影是哪一部呢？是1933年在上海拍摄的《白金龙》，由粤剧名家薛觉先编剧，汤晓丹导演，薛觉先和唐雪卿主演，由于集中两地三方的资源和人才，影片才能出奇制胜，取得了包括上海、香港、广州、东南亚等地的票房佳绩。 另外，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周星驰的电影，可能会发现他其实是在重拍过去的影片，可能是重拍四五十年代马师曾的电影。而马师曾的影片，又可能是从他的粤剧舞台剧改编而来的，而他们的粤剧，又源于京剧！再比如香港以文艺片著称的前辈导演李晨风，就曾改编拍摄过《春》、《憩园》和《寒夜》，也改编过曹禺的《日出》，还改编过茅盾的《虹》、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和张恨水的《啼笑姻缘》。现代中国文学、通俗文学、通俗文化传统，成为香港电影不能割断的历史文化脐带。由此看来，电影也是一种文物，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考古学意义上的跟踪辨析，进行还原研究，这样才能贯通历史的理解融合以期创新。 香港和内地电影的对接与互动对话，需要从历史上考察，才能意识到其中融合与交流的真义。这个历史，可分为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32年以前，属于尝试与合构时期。香港电影与上海电影出现了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一批短片和故事长片，中国电影由此发轫。黎民伟、黎北海等早期香港电影的拓荒者，在香港和上海都留下了他们早期电影活动的足迹。第二个阶段是1933年到1949年以前，属于“双语”与“南下”平行发展时期。1928年国共分裂前后，著名影剧人欧阳予倩、洪深南下广州，开办广东戏剧学校，李晨风、吴回、卢敦、李化等人都曾入该校学习。洪深执教“现代戏剧导论”一课时，向学生指出“电影比舞台剧更能深入民众，是更好的教育社会的工具”，这样的思想给李晨风等人以启发。在40年代，中国电影人又曾有过数次重要的南下经历，如1945、1946年影人因为所谓的“附逆”，在舆论与审查的双重压力下赴港，1948、1949年中共地下党组织“进步”影人赴港。这些对香港电影产生了推进作用。1930年代前半期，有声粤语电影开始出现，随着《白金龙》等粤语片的拍摄，香港粤语片的拍摄也兴起一股潮流，大观、南粤、天一等拍摄粤语片的公司相当活跃，粤语片在南洋、东南亚及南中国沿海市场走俏，大受欢迎。上海成为国语影片的拍摄中心，香港则成为粤语片摄制基地。第三个阶段则是1949年以后到“文革”，属于变更与消长时期。50年代，对于香港是个向内地学习的年代。对于内地电影则是重开了历史。文革时期，香港电影有了进一步发展，内地电影则陷入停滞。第四个阶段，1977年到1997年，这是一个从想象到同构的发展时期，两地电影在发展中不断更新、扩张，循环再造。内地电影虽进入了划时代的发展时期，但对香港电影较多地怀有学习、致敬与崇敬之情。第五个阶段，香港回归10年，两地电影的互动与融合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一方面，两地电影的交流与互动取得非常大的成绩，另一方面，内地电影面临挑战，而香港电影则出现危机和步入低潮。 香港电影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有过最为辉煌的时期。但是到90年代中期，香港电影的发展陷入困顿。香港的一些电影人对内地电影审查制度也有不少担心，香港电影出现萎缩。香港电影过去出现繁荣，与其特定的民间性、娱乐性的追求，迎合一般市井大众的趣味有很密切的关系。那种富于民间色彩、注重娱乐性的喜剧、闹剧电影，注重斗勇、斗狠、宣扬民族主义气节的功夫电影，成为一种传奇和文化符号，成为一种民间意识形态，贯穿其中的是一种主流的意识、一种主流的心态。但是，到了回归之后，交流、互融的大门打开，这种主流心态、主流意识边缘化了。在经过一段迷茫期之后，香港电影人努力在两地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些香港影片到内地取景，一些香港影片靠内地市场获取票房。两地电影开始了新的飞跃性的合作。CEPA协议（“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签署，把电影也纳入帮助香港经济复苏、实现两地共同发展的举措当中。由此，香港电影可以与国产电影享受同等待遇，原来很严格的一比一合拍片比例开始放宽，允许有香港内地两个电影版本，纯港产电影不占进口片配额，不再作为进口片进入内地电影市场，同时，香港电影可以到内地投资、拍摄，港资可以成立公司，可以在内地建电影院等。经过这几年的发展，香港在经济上对内地依赖加深，香港人的心态也发生了微妙变化。香港电影业者意识到，香港与内地，电影的关系最为密切，控源溯流，在电影文化中，在电影这个行业中我们有着共同的基础、共同的血脉、共同的利益。可以讲，正是香港电影把较为成熟的工业化拍摄模式带入内地。两地的资源和人力，两地文化的同祖、同源性，为合拍片带来了新的生机，合拍片的票房取得了创纪录的成功，是不无缘由的。 萨义德说：“指定出‘开始’是为了指出、澄清或定义一个后来的时间、地方或行动。简言之，指定出‘开始’通常也包括了指定一个后来的意图。……我们看见‘开始’是一个完成或过程（在时间、空间或行动上）的第一点，而这个完成或过程具有延续及意义。因此，‘开始’是意图产生意义的第一步。”[1](P7) 电影的融合与发展代表信息、思想、技术的交流，更是文化选择与经典品质的创造性遇合，这已经渐渐变成人们的一种潜意识，变成电影的矿苗或元素，变成电影人工作、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了解、对话、会通与融合，对于中国电影的丰富与探索，肯定具有充分的推动作用。 1936年，南京政府的中央电影检查会提出，中央政府为配合国语运动的推行，要废除方言电影，包括粤语片、潮语片、厦语片等，都不允许拍摄和发行。这是大中华的一统观念在发酵、产生作用。在反对拍粤语片这样的方言片的同时又以正统的观念格式去想象一种与文化同构的思想与“主义”。禁拍令后虽因抗战情势有了缓解与管制的松弛，但国族主义的文化讯息与意识，还是在香港影人思想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迹。到抗战时期，左右阵营的电影人都来香港拍摄国防影片，香港电影界所拍摄的标为国防影片的达60余部！在战争中，人们超越了意识形态，去自由地表现与思考自己的角色与文化。早期香港电影人的思想状态，在这种非常的时期，显现出国族主义倾向与根性。虽然香港电影中表现了对祖国及中国传统文化有敬意，但是，香港人的本位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亦十分强烈。这是需要承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