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曹保平 访问：吴冠平 故事：单纯与复杂的博弈 吴：《李米的猜想》是一部有追求的商业片。故事很丰富，每一个出场人物都有自己的前史、都有复杂的心理动作。从完成的电影可以感觉到剧本一定更丰富。特别是前面的悬念设置挺吸引人。但相比较而言影片的后三分之一部分就显得太匆忙了，忙着把各条线索交代清楚。这里面我好像能感觉到影片在不同方向上的挣扎。 曹：我砍掉了40多分钟，有特别多的其实是我不想砍的，有点心有不甘。我肯定是喜欢电影有一个商业的载体，但是我想让每部电影在这个商业载体背后都能有一点更深入的东西。这个故事本来想做一部探讨真实界限的电影，一部特别诡异的电影，而且后面的诡异特别复杂。原剧本中，马冰（邓超饰）后来变成了一个植物人，他到底是不是方文（邓超饰），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状态。在原来的故事里，事实是无法证明的，除非他醒来。可是他现在是一个植物人。而且李米（周迅饰）又是那样一个很轴的人，整天懵里懵懂的，她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的片尾是周迅开车出去干活，一个横移镜头移过来，邓超戴着帽子在旁边躺着，李米每天带着邓超上班。这些都拍了，但华谊那边希望是一个单纯的、明确的故事，而我希望是一个复杂的故事。我本意是想探究真实底线的趣味性，然后可以在另外一个向度上把这部片子做得特别极致，其实是挺诡异的。但最后经过斗争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吴：探究真实的趣味只是一个概念，电影需要有明确大方向上的故事，这部影片大方向上的故事是什么？是爱情吗？ 曹：不完全是，你说的意思我明白，就是电影最结实的地方在哪儿。我写剧本的时候有四五十天什么都写不下去，考虑了很多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都不够让你觉得特牛。有一天，我觉得故事不以概念为主，而以人物为主，倒过来了，我突然发现这个人物变成了那样的概念，它让你觉得有趣味，这个概念就是一个结构。我说的是剧本的原始构想，原来我是希望做一个结构上的实验性的东西。我使这部电影不断转向，它一开始，不到一分钟，让你觉得是特别个人化的状态，是部个人状态的电影。但迅速地，影片又变成了商业片的模式，几条线索非常紧张地穿插。马冰送票、裘天水和裘火贵取票，结果阴差阳错地遇见诗人自杀，这段故事在这一点上炸掉，呈现在剧本里，有将近四分之一左右的篇幅。然后就是绑架的故事。但马冰这条线和绑架故事很远地牵扯着。观众也不知道马冰在找什么，不知道故事的扣儿在哪里。绑架这一段就变成了一部公路片，两个人和李米斗智斗勇，最后李米在加油站跑掉了。公路片完成后，到了剧本一半的地方，这时候故事转向了，导入了我想做的类似大卫·林奇的诡异风格。想到这里，我突然觉得这个剧本可以写下去了，在一部电影里，是自然的人物命运带来的结构方向的变化，而不是先想一个把几种片子杂糅在一起，再把人往里装，那样会生硬，而这样是自然的流程。最早的时候，我也单纯地想过把它拍成一部公路片，两个绑着一个人，从开始预谋到最后逃生的过程，但我觉得太薄，单纯公路片我不满足。然后就变成一个以后半段为主的很诡异的电影，你不知道真实在哪儿。但如果只是后半部分，我又觉得太挑战观众的智力了，中国观众接受这样的电影很难。于是就变成一个前半部分像商业片，以极其紧张的动作贯穿始终，观众可以认为它就是一部商业片。我觉得这样的形式挺好，可能没有人这样做过。另外，有一点我一直很清晰，就是你呈现给观众的是什么单说，关键你要清楚自己心里怎么想的。我自己心里其实就是想在这样的架构中讨论关于真实的界限在哪。 吴：这样的结构也有一点危险，每一段不同风格的段落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如何在不连贯的结构中，保证它们是有效的不对观众的理解产生障碍。比如，影片开始马冰去送机票这个段落，你在中间切进去的几次表的镜头，给了观众暗示，他可能担负着某种任务，但中间被绑架的故事一插，等你在影片最后再来圆这个故事的时候，观众可能已经忘了这个细节了。还有机票的细节，也是这样。警察在马冰的住所搜到的机票，证明马冰是送票人，但那个镜头很短，距离后面马冰被追段落的间隔又长，大部分观众可能到后面都会感觉到有点突兀。不同段落的信息如何能有效地缝合在一起，我觉得是对你导演能力的挑战。 曹：我觉得我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而且可能只有你这样的观众才能这么精细地去缝合这些信息，一般观众都够呛。我觉得这有两方面的责任。首先的责任与我有关，可能我应该通过我的手段，强调得更清楚一点，包括刚才说的机票。但其实这个问题是始终纠缠的，就是你是让观众单纯地接受一个东西，还是复杂地接受一个东西。我一直坚持复杂性，而华谊那边在另一个方向坚持，始终在这样博弈的过程，最后带来很多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一直有一种野心或者想法，我肯定希望它有一个强烈的商业表层或者是气质，这是我对电影的追求，它得好看和有趣味性，能够一下把观众吸引住，之后再说你想说的事，我一直是坚持这个态度。我也一直有个不满足，觉得中国电影太弱智了，太简单化了。好莱坞那种比较复杂的商业片，在单位时间段里面信息量的呈现比我们有效得多。同样10分钟的戏，它呈现的信息量的复杂与精细与中国电影相比，就像小学生算术和高等数学的区别，而现代电影其实是需要这种高负荷的信息量承载的。比如我之前的《光荣的愤怒》也是这样。我其实一直想做这样的事，有可能观众会漏过去一些信息。但是我觉得它会在潜意识当中影响观众，这就是整个电影的厚度。 吴：还有一个地方，因为只看了一遍，我有点搞不清楚，就是那个邮戳。故事是不是这样，马冰在做笔迹鉴定的时候，这封信已经从别的地方寄出了…… 曹：对，没错。我拿掉了一段画外音，现在我想配回去。7月16日，都是同一天，这封信从广州寄出来的时候，马冰正在她面前对笔迹。原来的比现在还要复杂，应该交代得更清楚一些。 吴：其实我觉得你肯定不愿意给观众留下一个简单的印象，影片是一个毒贩和一个女孩的爱情。你要的那种关于真实的模糊性，可能需要有更合适的桥段和场景来体现。 曹：所以这个东西得总结，我现在搞不清楚，是我表现上有问题，还是从剧本到影像的过程中出现的裂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