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电影制片业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通过分析北影厂到中影集团这30年的变迁，探究中国电影制片30年的发展历程。 1978年～1992年：在体制内进行探索 这一时期北影厂历经四任厂长：汪洋（1979～1984）、胡其明（1984～1988）、宋崇（1988～1989）、成志谷（1990～1993）。每任厂长既有对前任厂长经验的继承，又有因历史阶段不同而呈现出来的新特征。 十年动乱结束后，人们的文化生活亟待丰富，在观众需求的刺激下，各制片厂开始复苏，电影产量逐年递增。但制片模式仍沿用十七年的苏联模式，即制片厂接受上级的拍摄任务，靠国家拨款维持生产，由中影公司统一收购影片。计划经济既保证了电影业的正常运转，又保证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 建国后十七年共生产影片633部，在“文革”时期绝大多数被停止公映。刚打倒“四人帮”，中央即责成文化部成立影片复审小组对这些影片予以解放。1977年元旦，第一批被“解禁”的6部影片《洪湖赤卫队》、《小兵张嘎》、《东方红》、《天山的红花》、《平原游击队》、《秘密图纸》率先在全国复映。前4部都是北影拍摄或参与拍摄的。复映片增加了电影市场的节目，又远比新拍的国产片好看，一下形成了全国性的观影热潮。1979年全国电影观众数量高达293亿人次，全国年人均观看电影28次。但影片版权早被中影公司买断，所以票房收入与制片厂无关。随着社会整体物价水平的提高，单片制片成本不断提高，影片收购价虽然也在提高（彩色故事片在1973年由50万长到70万），但制片方与发行方一直存在矛盾。制片方认为发行方拿的好处多。汪洋一方面呼吁中影公司提高收购价，一方面主张制片厂应当拥有影片版权。文化部1980年（1588）号文件规定，中影公司根据发行需要所印制的拷贝量按一定单价与制片厂结算。根据全国历史平均值规定发行公司所购国产故事片拷贝在99－120个之间时，按每个拷贝9000元结算；而在此限之外，则按每部影片99万元结算。因此，制片厂卖给中影公司的单价最高不超过108万元，最低不会低于90万元。从此，制片厂的收入与影片销售收入产生一定联系。但是，又有人提出大部分发行收入都被制片系统拿去了，挫伤了发行系统的积极性。此后，汪洋等厂长提出收购影片应以质论价的原则得到各方赞同，但具体标准不好定。广电部1987年（975）号文件规定，放开制片厂和中影公司拷贝结算的上下限，并提供了代理发行、一次性买断和按比例分成等多种结算方法。1989年又回到按拷贝结算，但把每个拷贝的单价从9000元提高到10500元人民币。 在这个时期，北影每年的制片数量增长缓慢，变化幅度不大。与全国每年影片数量增长迅速形成反差，在全国制片数量中所占的比重呈逐年递减趋势。1978年，北影出品影片10部，占全国当年39部影片的25.6％，四分之一强。1979年，北影出品影片11部，占全国当年59部影片的18.6％，不到五分之一。1980年，北影出品影片11部，占全国当年84部影片的13％，不到七分之一。1981年，北影出品影片13部，占全国当年107部影片的12.1％，八分之一弱。1982年、1983年，北影各出品影片12部、14部，均占全国当年影片115部、134部的10.4％，不到九分之一，达到最低点。从1984年起，北影影片占全国影片的比重开始回升，北影出品影片16部，占全国当年143部影片的11.2％，九分之一强。1985年，北影出品影片17部，占全国当年127部影片的13.4％，不到七分之一。1987年，北影出品影片23部，占全国当年144部影片的16％，不到六分之一。1988年，北影出品影片达到本厂历史数量最多的28部，占全国当年153部影片的18.3％，不到五分之一。此后四年，北影出品影片数量下降到20部左右，分别为19部（1989年）、18部（1990年）、18部（1991年）、23部（1992年），分别占全国该年影片129部、133部、125部、167部的14.7％、13.5％、14.4％、13.8％。 以1978年和1992年出品的影片进行比较，北影影片数量只增长了13部，1992年产量是1978年产量的2.3倍；全国影片数量增长了128部，1992年产量是1978年产量的4.28倍。北影制片的数量在全国的位置从占四分之一强，下降到不足七分之一。这一方面反映出全国中小厂迅速成长，实力加强，制片积极性和能力大大增加，使得北影这样的大厂作用相对减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计划经济的特点，像北影这样的大厂，它每年的拍片数量是固定的，是由上级规定好的，只要达到这个数量就算完成任务。 计划经济的另一特点是有计划、按比例生产，在影片的题材内容方面也是这样。北影每年拍几部现实题材、历史题材（革命历史和古代历史）、工业题材、农村题材、青年题材、儿童题材等等，上级都有具体的比例要求。所以，看新时期初期北影每年的片目，就像是个几乎无所不包的大拼盘。但北影也有自己的特点。在新时期初期，政治反思题材是很热门的题材，成为一些制片厂的主打产品。北影却对此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也许是有过在“文革”后期拍《决裂》、《牛角石》、《反击》的教训，在新时期，北影极少选择尖锐的政治题材，即使首先接触到这样的剧本，最终也往往与其失之交臂。既未产生像上影的谢晋那样专以尖锐的政治题材取胜的导演，也没有像长影那样在《太阳和人》受挫之后，又不避锋芒地拍出了《人到中年》。北影打的是文化牌，讲究的是书卷气。这点从北影热衷于改编文学名著最容易看出来。文学名著改编是电影剧本的重要来源，这在各制片厂皆然，但像北影那样重视文学名著改编的却不多见。建国后十七年北影多数名片来自名著改编，这使北影尝到了甜头。在新时期，北影几大导演仍乐此不疲。水华导演鲁迅的《伤逝》，凌子风导演老舍的《骆驼祥子》、沈从文的《边城》，谢添导演老舍的《茶馆》，谢铁骊导演张天翼的《包氏父子》，陈怀皑导演姚雪垠的《李自成》中的章节《双雄会》。此外，还有阙文导演巴金的《寒夜》，王好为导演老舍的《离婚》，霍庄等导演老舍的《月牙儿》等。1981年，王炎编导当时的名著《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与八一厂的李俊撞车，汪洋仍支持王炎拍了下去。最显示北影改编名著雄心的，当属它在电视剧《红楼梦》已广受好评后，仍然在厂长胡其明的决策下，成立了庞大的摄制班子，花费长时间和巨资，将曹雪芹的《红楼梦》拍成了六部（第一、五、六部为上下集）的长片。这些历史名著影片反映的生活与当代生活的联系有些迂远，但却昭示着北影在文化上的执著。而且，它们也为北影赢得了很多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