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8-6552(2008)04-0005-04 2008年初,一场引爆香港娱乐圈的“艳照门事件”,最终虽以事件男主角陈冠希的公开道歉和宣布退出香港娱乐圈而落幕,但时至今日余波难平。这一事件再次掀开娱乐圈的遮羞布,让人们看到了明星生活不光彩的另一面。考虑到“艳照门事件”的当事人——电影明星(陈冠希、钟欣桐、张柏芝等)、经纪公司(香港英皇娱乐集团等)和电影观众(普通电影观众、影迷等)——正好构成了电影工业明星制的三个重要环节,我们不妨借此来反思这一事件对电影明星制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明星的信任危机:丑闻的伦理困境 作为好莱坞电影工业的组成部分,明星制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形成之后直到现在都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如科尔多瓦所说的,“明星制对于作为一个社会机构的美国电影业的有效运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25) 这种作用就在于明星依靠其塑造的银幕形象及其自身特性赢得声誉,从而为电影工业带来相对稳定的消费群。 通常,明星是一个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在明星制形成初期,明星常被类型化,这种类型化使明星拥有了不同的观众群,而获得大多数观众支持的往往是那些塑造正面人物形象的明星,制片商也看到了这种明星形象和观众支持率之间的关系,所以明星制是不允许明星扮演真正的罪犯的,为此甚至不惜改变影片的剧情。在《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中,希区柯克在谈及其影片《房客》时说,“主要演员艾弗·诺维洛是一个英国的话剧明星,当时是一个名角。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要根据明星制去对待它:故事经常要改变,因为明星不能是一个坏蛋。”“16年后,我同加里·格兰特拍摄《深闺疑云》时,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不可能让加里·格兰特去扮演一个凶手”,特吕弗:“加里·格兰特会拒绝吗?”希区柯克回答:“不一定,但那些制片人,他们会拒绝。”[2] 由此可以看出,早期明星的知名度、影响力与其所塑造的良好人物形象密切相关。明星依靠角色建立起声望,吸引着公众对他或她的注意。 明星的经济价值被制片人发现之后,作为电影工业最核心的市场化运作,如高概念、策划、项目预算、投资、角色、制作、发行、放映到各种电影衍生产品的开发,都开始围绕明星来展开。“艳照门事件”的罪魁祸首陈冠希,作为上市公司骏雷国际有限公司主席的公子,在2000年出道仅一年时间便迅速成为香港娱乐圈的新贵,这不能不说是成功的市场化运作的结果。当他以唱着“Hip-Hop”的坏小子形象出现时,立刻就被赋予率性、无德的“陈冠希风格”,受到香港年轻人的追捧。仅3年时间,他先后投资了时尚潮流店、高档精品店、多媒体制作公司,并成为一代广告天王。在被问及成功的秘诀时,陈冠希说自己的优势是“利用我的明星效应,把握好自己吸引的消费人群,选准风向。我的店铺生意这么好,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嘻哈打扮足够时尚,而喜欢我的年轻群体也会喜欢这种嘻哈风格”。这种明星的连带效果,使得陈冠希在电影圈内也如鱼得水,从《新扎师兄》、《时差七小时》、《纯种铁金刚》到《无间道2》、《千机变2》、《咒怨2》等等,一部接着一部。不过,受“艳照门事件”波及的女明星钟欣桐、张柏芝则与陈冠希的明星路线完全不一样,她们一开始走的就是香港娱乐圈传统的“玉女”路线,以清纯可爱作为其吸引观众的主要特征。在大众文化机制中,“每个明星的具体形象都有别于所有其他明星;这个形象的流传和有关这个明星的种种议论一样都是通过一个特定的历史途径(通过电影和杂志)。这一切都是为了深化这一形象,即赋予它一系列的个人特色,他们无论是否虚构,都代表着这个作为个人的明星。”[1](27) 通过各种文本(电影、访谈、广告、绯闻、代言人等),明星被赋予特性,但无论如何,特性以符合社会所倡导的基本伦理规范为准则,如钟欣桐多次在公众面前表示拒绝婚前性行为等。在此前提下,陈冠希的嘻哈风格及钟欣桐、张柏芝的玉女风格都获得了观众认可,他们被视为引领时尚的偶像,获得了大量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喜爱。 在明星制造系统(Making System)中,明星传闻历来就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尔多瓦认为,“有关明星的谈论设法表明,电影‘从它的根源上说’是一种健康的现象,披露出来的明星们私生活的真相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形象——一个同舞台明星的形象截然相反的形象”,而且他发现,“早期的关于明星的谈论已经考虑到了并否定了出现丑闻的可能性。”无论是明星的生活方式还是其性格交往,往往都被塑造成优雅而令人羡慕的。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向公众表明,电影演员们在拍片之余过的是一种正常的健康的生活”,[3] 但是,观众对明星隐私的知道欲绝对不仅仅局限于一种理想生活和理想人格的向往,窥淫癖也构成了观众关注明星的动因之一,这就使得“明星丑闻”拥有了市场。由于电影往往被作为大众文化娱乐工业的一部分来看待,娱乐新闻往往就是出奇制胜,以窥探名人隐私来作为吸引读者的手段的。因此,在娱乐新闻中,“丑闻”的比重占据了越来越突出的位置。科尔多瓦在谈论明星制时,也曾专门分析过“明星丑闻”对于明星声誉的影响,在他看来,明星丑闻作为一种话语有它的特殊地位,“因为它能够提供一些即使是虚构的影片叙事和抬升了的公开活动也无法掩藏的极端的事实。而且传闻话语特别喜欢把明星的私生活公之于众,这样,人们也能据此了解明星作为欲望的对象和他们最为隐秘的事实。”[4] 但是,丑闻在不同的明星制造系统中作用是不一样的。如“艳照门事件”所涉及的明星可分为两类,在明星制造过程中,对于陈冠希而言,“明星丑闻”有时是必要的,无伤大雅甚至还是求之不得的,如年轻、帅气、家境富裕、歪嘴、不敬业、乱放电、唱歌烂,该骂的地方都被批评过了之类;而对于钟欣桐、张柏芝而言,无论是演员角色还是生活作风,都被严格规范、秘密保护,她们不惧绯闻惧丑闻。正因为如此,在“艳照门”曝光之前,与钟欣桐、张柏芝有关的娱乐新闻多为深化其个人形象的正面消息,如关于张柏芝对爱情的痴迷,对亲情的重视,如何相夫教子,一副做好媳妇的形象,即使不久前钟欣桐换衣遭偷拍,留给公众的也是无辜、清白的弱者形象。 但这次的“艳照门事件”作为“明星丑闻”,无论是对陈冠希还是钟欣桐、张柏芝都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短短一月,陈冠希的公众形象一落千丈,由之前的广告王变成了千夫所指的无耻之徒。不仅自己的公司生意难保,就连由其代言的牛仔裤品牌Levi's也通过律师提出中止合同及赔偿要求,据报道,Manhattan信用卡也中止了与其的合约,瑞士腕表品牌JACOB&Co方面也表示不会与他续约,甚至连一向与陈冠希合作无间的运动品牌Nike自从不雅照曝光后,也连忙表示没有跟他再合作的计划,由陈冠希主演的《跳出来》也因为此事件要删剪他的戏份。“艳照门事件”对两位玉女明星影响更大。钟欣桐在失掉代言广告之后,先前拍摄的婚纱广告,已经决定约满后不再用她,香港迪斯尼撤下她的贺年短片;而无线电视台义演《雪中送暖》,也遭到观众写投诉信抗议,坚决反对无线用她。对于张柏芝而言,与谢霆锋的婚姻能否维系已成为各大娱乐媒体关注的焦点。很显然,作为一把双刃剑,“明星丑闻”已充分暴露出其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