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5年中国第一部影片、最早的戏剧片《定军山》诞生至今，中国电影已经走过一百年的历史。在这百年电影的夜空中，众多优秀的导演犹如其中熠熠闪烁的星辰，照耀着中国电影绵延至今的历程。然而，有一颗最古老的星辰好像被蒙上了一层迷雾，总是被遮蔽在人们清晰的视野之外，成为天边的暗星——他就是中国电影的先驱张石川。 回顾往昔，在中国第一代导演当中，张石川和郑正秋的贡献最大，他们是最早的拓荒者。然而，历史并没有对张石川像对郑正秋那样做出应有的正确评价，过去的电影史、文献对郑正秋写得多而对张石川或一笔带过，或毁誉参半，或有意回避——这总是一件遗憾的事情。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1)张拍过一些影响坏的故事片；(2)1993年为蒋介石拍过一部《“剿匪”纪实》的纪录片，曾得到蒋介石的赏识；(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将上海的13家影片公司合并，成立“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张在该公司担任过分厂厂长、导演、制片部长等职，抗战胜利后曾被指控为汉奸罪。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评价人物，实事求是地看待人物。张石川对于中国电影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不应该因为其当初制片的商业化倾向和政治上的错误而被抹煞或遮掩，他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足够的认可。 张石川(1889-1953)原名张镇川，又名通伟，字蚀川，浙江省宁波人，是我国早期电影事业家和著名导演。他父亲是做蚕茧生意的小商人，在16岁父亲去世后他随舅父到上海经商，工作努力并自学英语，还做了美化洋行广告部的买办。 1913年，张石川应最初由美国电影商人宾杰门·布拉斯基创建的“亚细亚影片公司”之邀成为该公司的顾问。后来，他又邀请郑正秋加盟，加上杜俊初、经营三等，组织了新民公司，承包了拍片的一切事务，包括编剧、导演、美工、雇佣演员和摄制影片的全部工作，亚西亚影戏公司则供给拍片资金并担任影片发行。郑正秋任编剧，并和张石川联合导演，演员则均由“民鸣社”文明戏演员担任。张石川和郑正秋亦成为中国第一代电影艺术家的领袖人物。从此，中国人开始在更加成熟的意义上，自编自导自演本民族的电影了。 《难夫难妻》(1913)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是一部社会讽刺剧，本着改革社会、教化群众的创作观点，抨击了封建社会婚姻的买卖性、盲目性和不合理性。故事“从媒人撮合起，直到把互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为止”。影片中的演员均由文明戏的演员担任，“只有男的，女角也是男的”[1]。拍摄时，郑管演员演戏，张管影机地位，分工合作，开了我国电影联合导演的先河。《难夫难妻》故事情节完整，共拍了4本，能放映40多分钟，故事的主要情节靠字幕来说明，是郑正秋和张石川把文明戏移植到电影中来的一次成功的尝试。该影片虽是短片，但具有简单、完整的故事情节，可以说是中国故事片摄制的开端，也为我国的电影事业积累了最初的经验。据各种资料的记载分析，它很可能有过电影剧本而不是文明戏的幕表，因此是我国电影文学的滥觞。而张石川在《自我导演以来》也认为正式的导演制度开始于该片，由郑正秋“指挥演员的表情动作”，由张石川负责“指挥摄影机地位的变动”[1]。《难夫难妻》虽然还显得很幼稚，但毕竟是中国电影蹒跚起步的肇始，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永恒的开篇。拍完这部影片以后，张、郑二人因意见不合分手，直到1922年明星影片公司成立，两人才再度开始合作。 和郑正秋分道扬镳以后，张石川继续拍摄了《活无常》、《五福临门》、《二百五白相城隍庙》、《脚踏车闯祸》、《一夜不安》、《老少易妻》、《打城隍》等十余部滑稽打闹的短片。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后，亚细亚公司关门，及至1916年，美国胶片运抵上海，张石川才与新剧家管海峰等人筹建了幻仙公司，拍摄了以前在亚细亚影戏公司因帝国主义禁止而放弃拍摄的《黑籍冤魂》。 《黑籍冤魂》是清末谴责小说家吴研人的作品，发表于《月月小说》1907年2月号上，后被改编为文明戏，在新舞台几经演出，卖座始终不衰。它描述了一个封建大家庭因吸食鸦片而导致家破人亡的悲剧：曾伯稼(真败家)从“热心公益”到吸食鸦片，以致流落街头，妻子投河自尽，儿子中毒身亡，女儿沦为娼妓。虽然作者的立场是站在封建阶级的，只是为封建家庭的没落唱挽歌，但小说反映了当时鸦片流毒的罪恶，也具有一定反帝国主义的意义。影片“照舞台戏逐幕演出，电影就逐幕着拍如仪”，“表演艺术，一贯其旧，仍是文明新剧，搬上银幕”[2](p104)。张石川导演在片中饰演主要角色，其他大部分是民鸣社的演员。影片共长4本，和舞台剧演出相似，也分为好几幕。 1922年明星影戏公司成立，主创人有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苹，时称“五虎将”。“明星”的初衷有二：一是感到电影发展的潮流势不可挡，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二是把电影看作改良社会的工具，以“补家庭教育暨学校教育之不及”[3]。张石川作为公司的决策人，主持公司一切内部行政。它是“我国电影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制片机构，它长达十五年以上的历史充满着奋斗的精神，所取得的成就也深孚众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历史是我国电影史的一个缩影。”[2]公司成立伊始，明星影片公司就在制片方针上存在两种分歧，分别以郑正秋和张石川为代表。在演员问题上，郑正秋主张以文明戏演员为基础，而张石川则认为不可，强调文明戏的表演与电影表演之间的差别；在制片类型的问题上，郑正秋主张摄制“长片正剧”，认为“明星作品初与国人相间于银幕上，自以正剧为宜，盖破题儿第一遭事，不可无正当之主义揭示于社会”[4]，而张石川从商业利益出发，认为在尝试阶段，应“处处惟兴趣是尚，以冀博人一粲，尚无主义之足云”[5]。这实际上涉及到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商品至今依然困扰着很多制作者的一个问题，即电影的艺术性和商业性、电影的社会意义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平衡问题。郑正秋站在启蒙者和教育家的立场，更关注前者；而张石川主要作为一个商人，这决定他更关注经济上的利益。为解决分歧，明星公司后来还创立了影戏学校，由郑正秋任校长，以培养电影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