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的政治变迁赋予了台湾电影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华夏文化的根性同样赋予了台湾电影浓郁的人文特征，殖民的历史使得感伤与怀旧色调也成为台湾早期电影人的共通的文化品格。台湾驻民复杂的源流也使得台湾电影的文化身份呈现为一种多元的景观。原住民和外省人之间，在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之间，交错庞杂的时空意识和文化血脉使得台湾电影面临迷失与抉择的双重困惑。台湾电影对于台湾的独特文化身份究竟如何来呈现？很显然，在全球化的时代和跨文化的语境之下，文化认同永远需要文化的他者作为参照，更不能切断历史文化的血脉和根性特质。随着两岸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随着台湾对外经济文化交往的日趋频密，台湾也正在跨国资本的驱动之下整合进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洪流之中，台湾电影所张扬的主体性意识和本土情结也正在遭遇新的文化语境的挑战，在本土与现代的多元抉择中，作为华语电影的一支重要的力量也势必走向了一种跨国和跨文化的生存策略。在本土与他者、传统与现代之间，从侯孝贤、杨德昌到蔡明亮的影像叙事见证了台湾电影的身份建构意识，他们分别以浓郁的乡土气息深描成长的烦恼，通过都市现实的写真雕刻城市的文化变迁，以实验气息浓郁的主体性探寻表达身份的迷失；他们以胶片上的剪影和素朴的故事形构着台湾电影的文化身份；他们既尝试着以新异的叙事摆脱本土认同的困境，同时在走向国际进行文化对话的路上建构着本土叙事的诸种可能。 一、童年往事——侯孝贤电影富有乡土意味的寻根情结 在影像中的延续台湾作为特殊的地域，历经了多重政治主体的变迁，饱受战乱和殖民统治困扰，这种漂泊感和未来的不可预知性塑就了台湾电影人浓郁的寻根情结。面对动荡的时局，电影人一方面以对往事的怀恋消解面对未来的恐慌，作为从大陆迁出的一代台湾民众，同样以“童年往事”表达着他们的寻根诉求。作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先锋，侯孝贤的影片一方面继承了台湾电影的写实传统，同时以其自觉的人文意识和浓郁的乡土情结熔铸了自身特有的艺术品格，从他早期的“青春叛逃事件”四部曲(《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和《恋恋风尘》)以及后来的《悲情城市》和《戏梦人生》，侯孝贤的影片始终保持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客观、冷静和含蓄的风格，在静观中呈现富有本土意味和历史感的人文风情。那平静、淡雅和不事做作的长镜头流淌着的是生命个体关于成长的记忆，在朴实的叙事中融入了对于个体成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在主人公充满悖论色彩的人生抉择中见证乡土与现代的价值冲突，在充满乡土意味的回望与守候之中融入了侯孝贤执著的寻根情结。正如焦雄屏所说：“新电影剧作者成长的二三十年，正是台湾政治、社会、经济变化最剧烈的时期，自传式的成长记忆，不但展现台湾电影史上未曾有过的现实笔触，也代表着多种角度寻求台湾身份认定的努力。” 对乡土台湾的记忆几乎灌注在侯孝贤的影片创作之中，对乡土的依恋成为了对另一种文明的守望。侯孝贤以富有自传色彩的叙事重构台湾的历史，以水墨山水的笔法勾勒了个人化的历史记忆和挥之不去的乡愁。《童年往事》 (1985)所呈现和追踪的几乎就是侯孝贤本人在台湾南部的成长经历。 《恋恋风尘》(1986)则是以侯孝贤的金牌搭档——编剧吴念真的成长经历为背景所展开的叙事； 《冬冬的假期》 (1987)同样是编剧朱天文童年在乡间的生活的点滴记忆汇集而成。 从《悲情城市》(1989)开始，侯孝贤影片的聚焦逐渐由个人进入到台湾的历史层面，以现实的笔触尝试对历史进行还原，通过林氏家族所遭遇的风波重现台湾社会所历经的社会文化变迁；《戏梦人生》(1993)则记录了台湾处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布袋戏艺术大师李天豢坎坷的一生。 不难发现，在侯孝贤的影像世界里，大多是通过追述个人的成长经历来表现台湾社会的变迁，以个人或者是一个家庭的遭际来映射台湾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侯孝贤的影片大多执著于本土语境，作为新电影的代表人物，作品内容更加帖近生活，“努力从日常生活细节或既有的文学传统中寻找素材，以过去难得一见的诚恳，为这一代台湾人的生活、历史及心境塑像。”侯孝贤的电影更多地植根于让人眷恋的乡土文明，流露了乡土文明被现代化城市生活所淹没过程中无尽的感伤，影片以行将逝去的成长往事和时代记忆见证了台湾社会的更迭。而这种对往事和传统文化的眷顾与呈现，则是体现了侯孝贤对社会人生真诚质朴的关怀；长镜头中融入的是一个见证台湾成长的老人充满诚意的缅怀，以个体的记忆彰显了特定的地域在时空交错中的命运遭际。从侯孝贤的影像中可以看出，城市的现代性发展与自然的隐退成为了一个互相悖逆的两极现象。詹明信认为：“台北实际上是发展中的第三世界或太平洋边缘国家新发展出来的工业化地带(日本除外)。台湾在这世界体系中就如其市民于其城市的盒子里：同时出现繁荣与压缩，失去了自然。”或许，都市的繁华已经无法成为灵魂的栖息之所，童年寻梦成为现代城市和焦虑的人群抵挡空虚和落寞的唯一手段。自然，作为影像叙事而言，侯孝贤还是表现出了敏锐的文化感知力，对台湾社会表现出了应有的关注和热情，通过对乡土文明的憧憬与向往映射着工业化进程中台湾社会的更迭。 二、都市写真——杨德昌的本土化叙事策略 如果说侯孝贤以往事表征着对乡土文明的缅怀，那么杨德昌则将镜头直接聚焦在都市，以都市的“浮光掠影”见证文化的变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用电影替台北市画肖像。我要探寻台北这些年来发生变化的方式，以及这些变化是如何影响台北市民的。”杨德昌就是通过展示繁华与虚无并置的城市况味放大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冷漠，以大异其趣的影像风格和叙事取向与侯孝贤的乡土电影构建了台湾电影的双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