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电影格局中，与“国产大片”相比，中小成本影片似乎更多倾心于对现实题材的关注与表达。如果说，“国产大片”普遍表现出对于古装/武侠的热衷，那么，关注现实的中小成本影片则常常聚焦于“老少边穷”的边缘空间，长镜头、纪录风格、方言等成为其标志性的视听表征。近年来，一些指涉现代城市的影片，比如王小帅的《左右》、路学长的《两个人的房间》以及赵天宇的《双食记》等，却以城市普通人的情感表达为叙事焦点，形成了一种电影结构模式，并以此显现出“第六代”导演的某种创作转向。这种结构模式可以简单地用《左右》的片名来概括，或者可以部分解释为“左右为难”。 左·右：一种结构模式 获得第5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银熊奖的《左右》，就其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与切入点来看，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导演王小帅在《十七岁的单车》、《青红》等影片中的创作思考，而其影像/叙事风格上则更显内敛。当然，这里所说的关注现实，并不是单纯指“现实题材”，或者作为创作风格的“现实主义”。而《十七岁的单车》、《青红》的那种“残酷青春物语”式的表达，在《左右》中则拓展为对于更具有普泛性的社会问题和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关注。 所谓普泛性，并非指这部影片所叙述的故事与现实世界的相关性，或者相似性，这种相关性或者相似性是我们描述现实题材影片的常见视角。相反，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找到原型的故事，其内里却蕴含着跟这部影片的影像/叙事风格相悖的戏剧张力。这种戏剧张力主要是通过一个表象上即具有强烈戏剧冲突效果的故事来呈现。只是，在导演内敛的叙事中，这种戏剧冲突被隐含化了。 在影片的初始情境中，在交代性的展现城市空间/居民社区之后，离异重组的枚竹和老谢进入了观众的视野。在影片的叙述中，他们出场不久就面临着飞来横祸式的生活劫难，身患白血病的女儿禾禾将本身并不富裕的家庭拖入了绝望的困境。即使是在导演偏于冷静的叙述基调中，我们仍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人物内心强抑的那种无助和绝望感，但仅仅是身患白血病的女儿，并不足以建构起一个让影片中的所有人物都感到左右为难的戏剧情境。陷入困境中无路可走的枚竹偏执地抓住了一根飘忽的救命稻草，试图与已经离婚的前夫肖路再生一个孩子，以新生儿的脐带血去挽救禾禾的生命。这种执著乃至于偏执，最终将枚竹和老谢，也将同样是离异再婚的肖路和董帆推向了几乎难以两全的两难抉择。 拯救孩子生命的强烈冲动将枚竹再次推到前夫、一个她本不愿意再见到的男人跟前，并在几乎是难以启齿的尴尬中表露着与其再生一个孩子的愿望。而这一切，源于拯救禾禾生命的强烈渴望。而对于肖路来说，他不但已经再婚，并且由于生活的忙乱与不稳定，一直拒绝与逃避当空姐的妻子生孩子的要求。于是，他的惊愕就显得顺理成章；于是，他的困境就变得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要面对前妻匪夷所思的要求，而这个要求背后，则是他的亲生女儿岌岌可危的生命，拒绝前妻，无异于亲手放弃亲生女儿唯一的获救希望；另一方面，他又必须承受来自现任妻子的责备。双重困境，并非简单的“是”与“非”可以解释。 在拯救生命的主题面前，个人面临的道德困境似乎是个伪命题，起码在理论探讨的层面是这样。然而现实的情境却要复杂得多，因为无论是生命观念，还是道德准则，在面对着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的时候，都难以用简单的“道理”或者“法理”来解释，正如刘小枫在分析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之“杀诫”时所指出的，雅泽克杀死的士司机，乃是出于“人的偶然性情”，“这种性情并未经过他的同意就由他的父母随机地给了他。一个人的性情是自然而随机地形成的，再好的社会制度都不可能把自然而随机的个体性情修整成一个精致的花园。”①“个体性情”不是在法理上为杀人者开脱的理由，但却可以成为艺术家思考生命问题的聚焦点。在这个意义上，《左右》与《十诫》并不存在简单的类比性，但刘小枫提出的“个体性情”仍然适合于对这部影片的解读。在以拯救生命为主线的主体叙事中，导演对于人物“个体性情”的关注显现为对于人物个体复杂情感的关注与表达。 在《左右》中，“左·右”是一种情感困境，同时也是一种生活困境。与“第六代”前期影片普遍聚焦于城市边缘空间和边缘人群不同，《左右》的意义在于有效地削减了个人化的题材视角，而拓展到更具普泛性的社会性问题的表达，但这种表达仍然带有导演自己的视角与风格。影片中的人物在面临情感与道德困境的同时，还面临着左右为难的生活困窘。每天乘坐城铁穿越城市的枚竹，漠无表情的呆滞面容与其身后的高楼形成了富有意味的对照。城铁在往返穿越城市的重复运行中构建起现代城市的地理/文化空间，现代城市意象映照之下的，则是人物局促的生活状态。声称钱不是问题的肖路，一出场就周旋于建筑工人与开发商之间的矛盾而显现出生活中的左右为难，更在前妻、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矛盾夹缝中艰难挣扎。左·右，在此也就呈现为面对生活与生存压力的无奈。 王小帅在对于一个社会性问题的影像表达中，在拯救生命的主题指向之下，却也表达着对于人物“个体性情”的认同，而不是简单化地将其表现为无法两全的二元对立。左右为难的困境，也就最终显现为一种理想化的“左右”平衡的中庸姿态。在影片结尾，将同样身着红色衣服在厨房里忙活的董帆与枚竹并置，似乎建立起一种新的平衡关系。而这种平衡关系的建立，来自影片中的人物对于拯救禾禾生命这一目标的认同。在一直隐忍的老谢、始而抵触终至宽容的董帆身上，显现出导演对于“个体性情”臣服于生命理念的理想化表达。这种“个体性情”对于老谢来说，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他不但默认了妻子与前夫再生一个孩子的要求，而且在发现了妻子并非出于恶意的“骗局”(通过妻子的手机)之后再次显现了隐忍的品性，并主动提出抚养这个孩子。这个理想化的角色，多少显示出导演试图让人物摆脱现实困境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