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一种文化改编，而改编本身也是一种翻译。莎士比亚的喜剧《维洛那二绅士》早就质疑了权威与作者身份的问题，由这部剧作改编的电影为研究跨语言、跨文化、跨媒体的文本与意识形态的交流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一剪梅》是改编莎剧的早期中国电影。本文对这部电影的人物塑造、场景调度和双语字幕的分析，不仅揭示出民族现代性在中国的发明过程中的技术创新，而且突出了近二十年来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与改编研究中的社会学转向所强调的主体位置。在重新思考跨文化的生产和接受中的权威与作者身份问题时，我们应该重视权力关系的“非零合博弈”观点。 我这个不幸的使者…… 我真心爱我的主人， 可是倘要尽忠于他， 我就只好背叛自己。 ——莎士比亚：《维洛那二绅士》 本文开头的这些诗行来自莎士比亚的早期浪漫喜剧《维洛那二绅士》(第四幕第4场第97、101—102行，大约撰写于1594年)①。在这部喜剧中，朱丽娅(Julia)知道了她的恋人、维洛那的普洛丢斯(Proteus)背叛并抛弃了自己，于是她决定化装成一个少年前往米兰，虽然他当时不忠心，她最终还是赢回了他的爱情。第四幕中，她被普洛丢斯派去给米兰公爵的女儿西尔维娅(Silvia)送一枚戒指。朱丽娅此时改名西巴斯辛(Sebastian)，成为一名男侍从，在这些诗行中自称是“不幸的使者”，注定要么“背叛”自己的“主人”，要么背叛自己。虽然朱丽娅想出了一种很有创造性的送信办法，最终并未背叛自己，但“背叛”这个意象本身就对应了翻译领域里一种常见的批评——“Traduttore，traditore”(翻译者就是背叛者)。的确，朱丽娅作为类似翻译者的一个“中间人”②，是背叛了主人的意图，但她的背叛证明是正当的，因为它逆转了先前对她的背叛，最终有利于各方———情书作者(普洛丢斯)、送信使者(朱丽娅)、收信人(西尔维娅)。 在《维洛那二绅士》的结尾，西尔维娅的被放逐的恋人凡伦丁(Valentine)与普洛丢斯重新确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凡伦丁宣布两对婚礼：“大家在一块欢宴，一块居住，一块过着快乐的日子。”(第五幕第4场第171行)这表明一个有意的背叛带来的特殊好处，以及使者/翻译者暗藏的能动性。在此，我们可以考虑一下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提出的翻译过程中意义增减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那个传统说法“Traduttore,traditore”用英文翻译成“翻译者就是背叛者”，我们就剥夺了那一意大利押韵警句的全部双关价值了。因此，一种认知的态度会迫使我们将这一警句改为一个更明确的说法，以回答下面这些问题：翻译者翻译的是什么信息？背叛者背叛了谁的价值？③ 我认为，雅各布森区分了翻译中的不同信息和价值，暗示着有必要把视角从原文(作为无可辩驳的“权威”之源)转换到译文的语境(作为新的“作者身份”的多个场所)。为了探讨权威(authority)与作者身份(authorship)的问题，本文将把翻译研究与电影改编研究结合起来。这是两个显然分开的、但同样“不幸的”学科——之所以不幸，是因为它们在学科等级结构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实际上，两个学科有很多共通之处。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这两个学科都努力重建自己，解构了以往占主导地位的“隐形”和“忠实”等神话，以求最终“在当代媒体研究中从边缘走向中心”④。几十年来，关于“忠实”及其对应物(忠诚、准确)等观念控制着文学翻译和电影改编的理论和实践⑤。在翻译中，原文总是被置于译文文本之上。类似地，在改编中，文学作品也被置于电影改编之上。既然权威事先就置放在原文中，“Traduttore,traditore”中所含的矛盾使翻译和改编都成了危险的运作，于是理论家和实践者常常躲藏在忠实或隐形的神话之后，将翻译者或改编者自己的作者身份置之不提。最近，翻译和改编研究的发展已经揭破了这类神话，转而提倡范式的转移，远离隐形，超越忠实，走向作者身份。 本文将比较《维洛那二绅士》及其出人意料的一部1931年的中国默片改编，以此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和改编研究中的“社会学转向”所支持的这种创造性的文化翻译，其实在中国较早的跨文化遭遇中已经出现。作为莎剧的一个鲜为人知的银幕改编，该电影跨越了令人生畏的语言、艺术、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差异。为了更好地了解这部电影的贡献，下面我先简述一下翻译和改编这两个学科中最近的转向。 一、反对隐形：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翻译学长期力图建立一个有别于语言学、文学的学科基础。在翻译领域中，“忠实”等概念的主导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沙比洛(Norman Shapiro)宣称，“一个好的翻译就像一片玻璃……(它)永远不会让人注意到自己”。韦努蒂(Lawrence Venuti)认为这表达了一种隐形的神话，并开始质疑这样的神话其实是“翻译者本人经过对英语的操纵后得来的话语上的幻觉效果”⑥。同样，奈达(Eugene Nida)提出的“动态对应”(dynamic equivalence)概念也体现了一种理想的隐形，其目的是在译文语言中“实现完全自然的表达”⑦。对韦努蒂来说，完全的自然只能通过暴力实现，“按照目标语言中预先存在的价值观、信念和表现方式——而它们的结构总是依照主导与边缘的等级—把外国文本进行重新建构”⑧。为抵制当代翻译中占主导地位的英美价值观，韦努蒂提倡一种“将翻译陌生化”(foreignizing)的策略，其立场是“抵抗性的”，它采用一种“独立自主的意识形态，在一个文化他者中寻求陌生之物，追求文化多样性，突出源语言文本的文化差异，改变目标语言中文化价值观的等级结构”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