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阶级叙事 大城市中的农民工形象，在电影中出现，并且成为主角，这样的安排，似乎已经预先奠定了一种新鲜的意识形态旨趣。片名中的“我”字，又似乎要建立起给农民工以主体地位的叙事口吻。但是，纵观全片，这种主体的所有意识形态基础并没有坚实地矗立起来。 大量的奔跑与追逐情节，大升降、大推拉运动镜头在反差巨大的空间里的转换，以及对不同空间内人、物的本相描摹和平行剪辑，使影片从一开始就展现了一种“大叙事”的气魄。这些影像用一种熟悉而便利的语法似乎隐藏一个阶级差别的习惯性叙述于其中。 但以阶级来结构主题的传统，在近几十年的中国电影中已经实质性生地遭到摒弃，阶级作为影像现实，仍然处于一种有待重新激活的状态。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阶级叙事在“去阶级化”的电影史中逐渐失去了效力。同时，商业电影所标榜的城市消费主义，已不再能支撑一个传统的电影经验可激发的与阶级有关的大众认同反应。因此，“刘跃进”的形象跃然于银幕之上，在主流观众的视野里，并不必然成为一个与阶级有关的新事物。在票价六七十元的多厅影院，他唤起的至多是一个对草根的梦想和遭遇的认同，而非对阶级社会的批判。在经过几十年的改制之后，中国电影目前的商业体制，已经为“去阶级化”的电影叙事准备了适宜的物质环境基础。商业电影的娱乐主功能已经确立，商业电影体制必然与主流意识形态结成相得益彰的稳定关系。在制作人、创作者和观众之间已经基本达成了商业电影的意识形态协约。 尽管现实主义作为中国电影的传统之一，在面对“阶层化”的社会现实时，可能有某种艺术表达的冲动，但商业电影体制巨大的吞噬和改写能力，必然扭曲许多真正的艺术表达。我们看到电影在借助阶级叙事传统的套路开篇之后，并无意于深入揭示刘跃进作为一个阶级之一员的特性。在大幅度地甩开这个“故技”之后，电影开始了一种更为诱人的、更具商业缘的故事讲述和意义探索。“刘跃进”的形象，便不再具有农民工主体的代表性，也不具备为其伸张的意义。他只是一张大网上的一个交叉点。电影的更大的抱负是描绘这个时代的横剖面。人物繁多，职业、生计形形色色。上至高官、巨贾，下至小偷、流浪者，各色社会个体与组织，令人眼花缭乱的自在众生和“生物多样性”。他们各怀其技，各行其道。 影片似乎实现了恩格斯所谓的“莎士比亚化”，没有囿于固有的观念，展现了丰富的现实信息、扑面而来的现实人物关系。刘跃进是主角，却并未统帅全剧的意义表达。在人物关系的生态中，作者摒弃了阶级框架，代之以“狼与羊”的社会生物链。这种弱肉强食的资本世界的大规则，成为了作者解释现实世界真理的主要工具，也成为了结构整个叙事的框架。 在“狼与羊”的社会生物链中，刘跃进所在的下层与房产大鳄和银行高官所在的上层差别显著。作者对生物链下层不乏同情，但仅止于一般的人道主义同情。在大千世界中，生物链下层世界的丰富与精彩程度，在主流观众的视野里，远逊于生物链上层的生活，虽然刘跃进的苦闷与愁烦与观众心有戚戚焉。电影中所展现的刘跃进的生存状态具有与其贫乏相对应的简单，换句话说，在商业电影体制内，刘跃进的生活景象没有多少“卖点”。但是，作为生物链上层的高官、巨贾，其生活的丰富与复杂程度令人瞠目结舌、目不暇接，他们拥有权力与阴谋，拥有名目繁多的机会与人生享受。借由娱乐精神的掩护，影片突破了近年来中国现实题材电影中的暴露和影射力度。那个细小的U盘所隐藏的生物链上层生活内容，更容易激起影院观众的窥视欲。剧中与官僚勾结的房产大鳄在剧末神秘逃脱，使得影片所展露的权力阴谋只是冰山一角。刘跃进回乡后被权贵集团继续追索，可以勾起观众对权力背后深不可测的腐败和危险的无限的想象。刘跃进的现实命运相对于这股神秘力量而言，几乎微不足道。他束手就擒的无奈和惶惑背后，是神秘力量及其潜规则的不可撼动。 这个有着香车、美女的食物链上层世界，以及这种世界的潜在危险，正符合多数人在影院体制内窥视的欲望。而刘跃进形象尽管能够引起主流观众一般性的同情，却很难激起大众欲望和梦想的投射。他毫不具备成功人士的形象定位，也无缘成为从下层跃入上层的草根明星。纵观全片，作者对生物链上层的用力暴露显然强于对民工阶层生活的描绘。这根源于两种生活形态完全不同的娱乐价值。在现有的影院体制里，导演对观众欲望的揣摩，必然影响到对主题的选择和提炼，娱乐的价值权衡也无疑会影响并改写道德认同的方向。 众生相观 叙事重心在社会接受层面的偏移必然淡化影像的“两极”暗示。但真正确定影片意义的是一种无“差别心”的众生相观。这部电影拥有对大千世界多样世态的描摹视野，“清明上河图”一般的表现趣味。影片规避了与阶级有关的审美旧径，削低了刘跃进所代表的底层社会在阶级叙事中可能拥有的天然道德高度，而着意展露了这个社会整体性的无稽和无序。影片展现的社会正是一个“去结构化”的社会。作者在对生物链上层高官巨贾的罕见阴谋进行饶有兴味的描绘之后，对生物链下层链环的民工阶层也采取了非道德化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