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威廉斯是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思想家中电视经验最雄厚的一个，他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形成了批判流行的电视理论这一理论需求，并在70年代初期萌发验证自己刚刚创立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冲动，在美国独特而强烈的电视环境的激发下，这些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促成他的电视研究。他运用“文化唯物主义”范式对作为技术的电视、作为文化形式的电视、作为传播方式的电视进行了深入考察，为左派电视研究留下了三个不应当忘却的理论成果：一是以政治经济学分析为基础，发展起一个完整的批判性的电视研究框架；二是在民主政治规划的基础上，使电视研究具备改变世界的实践品格；三是将社会历史分析引入电视研究，有效遏制技术决定论思潮的泛滥。 1988年1月26日，往往被类比为英国的萨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雷蒙·威廉斯溘然长逝，时年六十七岁。逝世前不久，他刚刚为自己的电视评论集写了一篇序言，并开始考虑对1974年出版的《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以下简称《电视》)一书进行修订再版①。他之所以做出这些决定，是因为他相信：尽管时间的流逝与电视技术的革新，已经使自己基于20世纪60年代英国经验的电视评论与电视研究仅具有相对的历史真理性，但它们却依旧值得青年一代的左派电视研究者借鉴和分享。可令人扼腕的是，猝然离世使得他无法亲自完成这一编选和修订计划。作为一种弥补，阿兰·奥康纳于1989年编辑出版了《雷蒙德·威廉斯电视文选》，雷蒙·威廉斯的儿子安德瑞在增添了一些注释后于1990年修订再版了《电视》。在雷蒙·威廉斯逝世后的二十年间，他原先所预言的有线电视、家庭卫星电视、互动式点播电视等新技术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呈现出日益普及的趋势；与此同时，新一代的文化研究学者也迅速成长起来，大批电视研究的新成果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以往的平淡景象为之彻底改观。而伴随这种繁荣，作为欧美左派电视研究的开拓者，他却在群星璀璨时趋于被人遗忘。就此而言，将威廉斯的电视研究思想从不应有的遗忘中拯救出来，已经成为一种当务之急。 一、威廉斯的电视研究因缘 作为英国文化研究最重要的开创者之一，威廉斯不仅著述等身，而且涉猎广泛。不过，他所涉猎的领域大抵与“语言”关系密切：“从《文化与社会》到《关键词》，语言问题自始至终是他的思想上热情探究的问题之一。然而，他所指的语言其意义是那么深广，竟隐含衍化到如此众多的方向上，以至人们对是否应该称他为语言学家感到踌躇。在威廉斯看来，语词是社会实践的浓缩，是历史斗争的定位，是政治智谋和统治策略的容器。”②因此，尽管1974年之前威廉斯曾发表过相当数量的电视评论文章，可面对《电视》这样一本系统研究新兴电视媒介的专著，人们还是觉得有些突兀。时至今日，不少研究者私下里依旧觉得这本书的出版具有偶然性，不过是威廉斯1972-1973年访问美国的一个即兴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讲，《电视》一书在1974生出版确实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如果1972年底威廉斯没有到斯坦福大学做政治科学访问教授，他就既没有机会接触与英国非常不同的美国“电视环境”，也未必有一段相对完整的空闲时间来写作这样一本系统的论著③。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威廉斯的电视研究本身也是偶然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电视业迅猛发展，在大众文化中的主导作用日益显现，因此，从50年代末开始，威廉斯就以各种方式积极体验电视、评论电视。1936年，英国广播公司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并于当年向公众播放电视。根据相关的法律文件，国营的英国广播公司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垄断着英国的电视业。50年代初，这种垄断引起了与电子器材制造、广告等有关的英国中下层经济利益集团日益强烈的不满，他们从1952年开始在全国发起有组织的“压力运动”，要求建立商业电视机构。经过三年多的抗争，英国议会最终于1954年6月30日以微弱多数投票通过允许建立商业电视机构的《电视法案》。1955年9月22日，商业性的英国独立电视公司开始放送节目，国营的英国广播公司垄断电视的时代宣告结束④。此后，英国电视业在竞争中开始迅猛发展，很快超越电台，成为大众生活中的主导媒介之一。面对电视的强劲发展，当时正在与精英主义的文化偏见进行论战，着力为“大众”、“大众传播”、“大众文化”等概念辩诬的威廉斯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他始终积极看待电视这一新兴媒介，“帮助电视抵御欧洲北美各地知识分子的种种苛责”⑤。在1960年发表的“魔术系统”一文中，他对电视广告进行了出色的分析，肯定“作为现代社会传播的主要形式”，电视广告为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新途径⑥。在1961年与其他三位学者就电视问题共同发表的一篇长篇谈话中，他不仅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传播的四种模式，而且认为电视能够为他所期望的民主的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发挥积极的作用⑦。正是基于这种定位，威廉斯利用各种方式积极而间或地参与电视、体验电视：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他参加了无数电视讨论节目(直播的和录播的)，与电视台合作将自己的两部小说(即《乡村来信》和《公共调查》)拍成电视剧，参加系列纪录片的拍摄；1968年至1972年，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听众》周刊上每月发表评论文章，畅谈与电视有关的各种问题……⑧在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思想家中，恐怕只有威廉斯才拥有如此广泛而深入的电视经验，这为他后来研究电视积累了雄厚的基础。 其次，60年代先后出现了一些影响广泛的电视理论，而它们的基本取向都是威廉斯所坚决反对或不能赞同的。威廉斯反对的第一种观点是英国主流社会学的电视理论。随着英国电视业的迅猛发展，英国的主流社会学家从50年代末期也开始研究电视问题。他们承袭40年代美国同行的套路，重点关注电视对观众的影响，“经常讨论电视的‘效果’，或者电视所‘导致’的各种社会行为、文化和心理作用”⑨，最终将这种经验研究与英国本土的利维斯主义传统结合起来，得出了文化悲观主义的结论。这在哈里·皮尔金顿爵士1960年领衔起草的有关商业电视效果的《广播委员会报告》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商业电视为了追求收视率的成功，一味迎合观众，从而降低了观众的审美水平和道德水平⑩。这种文化精英主义立场自然是威廉斯要口诛笔伐的。因此，在1960年的“魔术系统”及其之后的电视论述中，他总是或明或暗地批评皮尔金顿爵士的报告。威廉斯反对的第二种观点是因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而滋生的各种技术决定论的电视理论。1964年，麦克卢汉出版《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掀起一场媒介理论的革命。威廉斯起初对麦克卢汉及其理论颇有好感，但后者很快就暴露出他的文化精英主义的面目，这不能不促使威廉斯转而反对之(11)，并在《电视》中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作为各种技术决定论的电视理论的源头给予专门的批判(12)。至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兴盛起来的以结构主义方法对待文化文本的“荧屏”理论，威廉斯也不赞同，因为它们在看似批判的意识形态分析中，最终把文本理解为一个脱离社会、有其内在因果规律、自我决定的独立系统⑤。面对这些理论的滋生及其广泛流传，威廉斯没有熟视无睹。当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