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3月的《电影艺术译丛》刊载了巴赞的《蒙太奇运用的界限》。同一刊物1980年第2期刊载了他的《电影语言的演进》。从1980年那次刊登开始，巴赞的理论真正进入了中国，它与中国一直盛行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论，与强调宣传、教化的“文艺工具”功能论相遇，在中国的电影领域引起了巨大的话语抵触以及观念振荡。如果将巴赞的理论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作品放在一起考察，可以看到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和今天都对中国电影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同时我们看到，巴赞的理论学说在许多地方被有意无意地消减、被中国的话语场遮蔽；巴赞的学说一度在言说和创作中被改造成“长镜头”理论①、“纪实美学”。如果再把考察的视野扩大到巴赞学说的本体论以外而研究他的整体美学思想，我们看到这种消减和切割就更多。巴赞的现实主义电影理论被改称为“纪实理论”或者“纪录派理论”，巴赞学说中的西方理性主义和实证思想被简化为技法问题，巴赞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风格与社会态度的发现、推崇被简化某种“现代化”的电影语言，巴赞对美国西部片的论述几乎被我们完全忽视。巴赞学说在十分具有特色的中国语境中被误读、曲解，形成了许多关于巴赞理论的中国说法。这其中，到底哪些是由于我们固有的文艺观的禁锢和艺术思维的既定模式而造成的理解偏差？哪些是我们出于“政治有意识”的刻意忽视和遮蔽？哪些是我们已经吸收的营养，哪些是我们完全理解而至今没有勇气或无法进行的探索？我们纪念巴赞，思考中国电影，回顾一下我们对巴赞学说的忽视、消减和曲解、误读也是十分必要的。继续思考巴赞理论中的一些复杂的矛盾关系，寻找其中的张力，将给中国电影提供创作方法和观念的更多选项。这应该是很有意义和很有趣的工作。 一、消减巴赞：纪实美学还是现实主义 在《电影艺术译丛》1980年第2期刊载巴赞文章的编者按中，第一句话是这样归纳巴赞学说的：“纪录派理论是西方现代电影美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派别。”在以后的大部分翻译文章和中国学者的论述中，我们一般都用“纪实美学”来概括巴赞的主要观念，还有相当的中国研究者用“真实美学”，甚至更不准确的“长镜头理论”来概括巴赞的美学。②其实，在英文和法文中，巴赞用的词就是“现实主义”(Realism)。这里的“现实”是就眼见的、客观的、生活中本来的那个情形、那个形态，这个词强调的是事物本来的样子。现实主义强调的是对现实的一种忠实、客观态度。笔者在这里辨析这个概念是想指出我们在言说巴赞中的两个偏向或者消减。一个是我们在言说巴赞的学说中对其理性主义哲学基础注意、阐释不够，再一个是我们对巴赞学说与西方文学、绘画中的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性注意不够。 巴赞的这段话很重要，经常被引用：“摄影与绘画不同，它的独特性在于其本质上的客观性。况且，作为摄影机的眼睛的一组透镜代替了人的眼睛，而它们的名称就叫‘客观性’。在原物体与它的再现物之间只有另一个实物发生作用，这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外部世界的影像第一次按照严格的决定论自动生成，不用人加以干预，参与创造。……一切艺术都是以人的参与为基础，唯独在摄影艺术中，我们有了不让人介入的特权。照片作为‘自然’现象作用于我们的感官。”③为什么巴赞在自己的电影评论中经常使用“客观性”、“自动生成”、“不让人介入”这类词？笔者认为在其背后有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它的基础是对客观现实、眼前直观现象的承认、对所谓“常识”的承认。我们看到这里有对“现实”的一种近似宗教式的崇拜，一种既带有伦理态度又带有哲学观点的尊重。这里的哲学基点在西方论述巴赞时不大强调，这或许是因为对他们而言是哲学背景中的熟知和不言而喻。这里强调将“现实”作为一种哲学上的认识的出发基点，但也强调着对人认识现实能力的自信、肯定。这是西方哲学中自亚里士多德、文艺复兴、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所建立和持续强调的基点。延续着西方研究巴赞的重要电影理论家达德利·安德鲁和尼克·布朗的分析，中国的许多巴赞研究者也注意到巴赞在哲学上深受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的影响。从萨特的早期著作《想象：一种心理学的批判》(1936)、《现象：想象的心理学》(1940)来看，萨特基本是用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试图去说明知觉的意识和想象的意识之间的区别。在萨特后来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现象学的影响。研究者认为：“现象学的主要目的是摆脱关于因果解释的理论，以及一切未经过考察的假设；特别强调直观凭借什么样的方法和条件才能直接研究和描述意识到的现象。”④可以猜测，正是从这类对直观现象绝对尊重的哲学基点出发，巴赞才从心理学上去寻找人类发展摄影技术的“木乃伊”情结。就笔者的理解，这里的“现实”绝对不仅仅指直观现实，还应包括实证性的、统计学意义上的事实和显然、公认的现实关系。 或许，1982年《电影艺术译丛》的编者按和后来中国许多研究者避免使用现实主义这个词有着其深刻的政治有意识。或许，出于艺术观念上的清醒，他们希望在言说巴赞时与中国语境中的现实主义这个词划清界限。从20世纪20年代“太阳社”的钱杏邨等人从日本介绍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开始，中国的现实主义理论就强调与经典现实主义或称旧现实主义的区别，强调阶级性，强调作者要表达他眼中的真实、本质。“唯物辩证法是把这社会向怎样的方向前进，认识在这社会什么是本质的，什么是偶然的这事教导我们。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笔者注)写实主义依据这个方法，看出从这复杂无穷的社会现象中本质的东西，而从它必然地进行着的那方向的观点来描写着它。”⑤这种文艺观1949年以后在中国发展为社会主义美学系统，它将现实主义改造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笔者在这里将巴赞的言论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说并列引述是为了强调指出它们在哲学基础上的根本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