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现代工业生产的产物，其生产方式也是对现代工业生产的模仿与复制，很合适用“电影工业”一词。作为艺术，电影是“控制”的艺术，集体性的大制作工程，电影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与元素因为“受控性”才成立，受控于设计，受控于电影生产的“意图”——预设的信条、准则、情意和愿望。电影生产，在一开始必然是明确的“意图”，然后即是“意图”控制下的“意图”的实施，是设计好的表达。由此，电影虽然是影像，却显示出鲜明的观念性，电影是“意图”的艺术。导演、制片人、出品人(出资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乌合之众”的大众心理等杂糅成电影的“意图”，这些“意图”的消长决定了电影的局面。 思想的进步、观念的变革，不可能由电影领起，但在电影中得到深入与落实。在艺术的几大门类中，电影是思想观念兴起的最后一棒，这最后一棒的奔跑，是其最终抵达大众内心沉淀下来的奔跑，或者说是其已然沉淀下来的反光。一方面是新思想的狂奔，一方面是旧意识形态的抵抗，电影中各种观念的乱象叠映，电影一直是分裂而又共存的世界。在一个过渡国家的过渡时代，电影正步入“意图”的丛棘。 《色·戒》：屈从与方向 电影人的努力和社会发展的驱动，使中国电影从新世纪初回暖，电影的观众出现增长的趋势。2007年底，《色·戒》几成全民话题。一部电影席卷全国，乐观者可以视其为一个标志，标志中国电影的复苏，甚至可以用“复兴”一词。《色·戒》同时又是巨大的搅拌器，搅动社会僵持的观念，逼着人们表态，特别是对于知识群落。这些意见，多半胶着于“是否为汉奸翻案”、“是否性淫秽”。张承志领衔联署《就〈色·戒〉事件致海内外华人的联署公开信》，朱大可炮轰《色·戒》“是三流小说改编的二流电影，跟港台A片没什么区别”。而在网上，被删的三段床戏得到疯狂的传布与下载。相当多的人们一面骂汉奸、骂色情，一面入神于床戏。《色·戒》也至少逼显出社会的蒙昧程度，铁板一块的观念与道德，或者已是什么都不信却总是道貌岸然。多么一律一致因而多么易于治理的人民！ 从郑苹如刺杀丁默案，到张爱玲的《色·戒》，再到李安的《色·戒》，历史早已乾坤大挪移。郑苹如刺奸案，虽死无对证众说纷纭，但史料中可以肯定的至少有这么几个要素，一是色诱，二是刺杀失败，三是郑苹如大义赴死，郑家一门忠烈无可置疑，色诱使郑苹如事件暧昧、成为忌讳。应该是从暗杀中逃脱的丁默主创、散布了事件的另一个版本，这个版本的核心就是郑苹如在暗杀行动前忽然给他提醒使他逃脱。这个版本，得利者只有丁默，他虽落入美人局，却以情(性)或钱(钻戒)不但解救了自己，而且洗清了自己(逃脱敌手而不致被怀疑通敌)，证明了自己(侦破谍案)，有似于007，这个改编中他为自己挽回颜面，扳回一局，维护与美化自己。刺杀案的这个版本是在腐蚀抗日的正义性，将血泪篡换成情爱(情仇)，将家国删改为男女，将忠奸诨入街谈的泥淖。 经过胡兰成无良才子式的风流想象，这个版本的刺杀案到了张爱玲的耳中。一粒尖利的石渣硬生生地戳入文学柔软而敏感的蚌肉，张爱玲耿耿于怀，十多年后动笔写《色·戒》，在郑苹如刺杀丁默事件(1939年末)整整四十年后(1979年末)发表。《色·戒》发表后，也招致歌颂汉奸的恶骂，因张爱玲与汪伪政权中任职的胡兰成的情爱旧事，更显得是在瓜园中拔鞋，很多人认为《色·戒》是张爱玲为当年的自己辩解，爱上汉奸的王佳芝就是张爱玲。一向我行我素漠视众议汹汹的张爱玲，破例写了《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回应。文中说“王佳芝的动摇，还有个原因。第一次企图行刺不成，赔了夫人又折兵，不过是为了乔装已婚妇女，失身于同伙的一个同学。对于她失去童贞的事，这些同学的态度相当恶劣——至少予她的印象是这样——连她比较最有好感的邝裕民都未能免俗，让她受了很大的刺激。她甚至于疑心她是上了当，有苦说不出，有点心理变态。不然也不至于在首饰店里一时动心，铸成大错。”在这几句中张爱玲的态度已是很明确了，她设计的王佳芝是动了心了，易奸赠以巨钻，她便以为“这个人是真爱我的”，但张爱玲肯定王佳芝的动摇是大错的。从来把脸撕破，不相信爱情，什么也不信，笔下只有自私的男女的张爱玲，这一次更是将王佳芝昏了头的爱，置于易奸恩将仇报的血腥屠刀前，活杀给人看“男人是虎女人是伥”。《色·戒》中写易奸下令枪毙王佳芝等之后，心里说服自己，“她临终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易奸的冷酷惨毒虚伪令人毛骨悚然，这是对其最好的控诉，在此，张爱玲甚至激愤了。张爱玲对王佳芝是悲悯的，悲悯女性被情感欲望主宰而无理性的夏娃原始面目，隐隐地，也有觉着女性的可怕、女性情欲的力量被激发的可怕而产生的震悚；但还是悲悯的，这悲悯甚至近似于鲁迅先生的怒而哀。张爱玲岂是个为自己向人辩解向历史辩解的人？我们太抬高自己了，太抬高历史了。我们也抬高了胡兰成，张爱玲是什么都放得下的，多年后她对胡兰成。早已无挂碍，胡兰成《今生今世》中用一章《民国女子》写张爱玲，好话一篓，情意殷殷，张爱玲却在给夏志清的信中说胡兰成“缠夹得奇怪”，“要是回信，势必出‘恶’声”，她岂会用《色·戒》来追念旧情？她曾向胡兰成索书，胡费尽思量地回了信，还寄了新照片，《今生今世》一出版即寄予张爱玲，后又写信，有多情语，张爱玲一封短笺断了他的念想，“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老得昏头的胡兰成拿一张旧船票，来登已是水涨船高的远洋巨轮，撞了一鼻子灰。我们视张爱玲为写《情人》的杜拉斯，当然错。张爱玲漠视我们声嘶力竭道貌岸然的各种教义与道德，但在《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中，她虽声明的是“我到底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负责，所以只好写了这篇短文，下不为例”。但实际上此文也宣布了她还是有底线的，国家、民族之大义，她也概莫能外，只是不作幌子样挂在嘴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