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我应邀作为中国评委参加了第十五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长故事片评委会（亦即所谓“大评委”）的评奖工作。担任这个评委会主席的是美国著名影星罗伯特·德尼罗。当时正处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倡“改革与新思维”的时期，苏美两国历经多年“冷战”之后，关系似乎有较大好转，美国就派出了包括众多影星、导演、制片人、影评人等共130余人组成的庞大的代表团。我感到，苏联当局将这一历来只由苏联人担任的“大评委”主席的职位让给美国人，可以视为对美方如此踊跃参加该电影节的一种“回报”，与此同时，也是对罗伯特·德尼罗本人的高度重视。罗伯特·德尼罗对我国电影界和广大电影观众说来并不陌生，他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主演的许多名片如《美国往事》、《猎鹿人》、《不可饶恕》等等曾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还感到苏方给予他如此殊荣，还因为他当时是美国“方法派”演员最重要的代表。 美国表演学派中的“方法派”是按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原理培养出来的。其成员中，较年长的有马龙·白兰度、保罗·纽曼、詹姆斯·迪恩、简·方达等，较年轻的有罗伯特·德尼罗、达斯廷·霍夫曼、杰克·尼科尔森、萨利·菲尔德、梅丽尔·斯特里普等，这些演员主演的影片有相当大的数量都在我国公映过或“内部”观摩过，而他们不止一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这一殊荣，更为我国戏剧、电影和电视剧界所共知。时光荏苒，这些较年长的“方法派”演员多已先后作古，而所谓“较年轻的”如今也多已年近古稀，再不能为广大观众贡献其精湛的技艺了。然而，美国“方法派”的诞生、发展过程及其如何在电影表演中运用斯氏体系的精神和方法来塑造人物形象的创作经验，仍然值得我国影视表演界加以研究和借鉴。 “方法派”的由来可远溯至上一世纪二十年代。1923—1924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率领莫斯科艺术剧院到美国巡回演出后，留下了剧院的两位年轻成员波列斯拉夫斯基和渥斯本斯卡娅，他们后来就在美国实验剧院开班讲授斯氏体系。按照斯氏体系当时的发展阶段，所着重的是心理技术，而外部技术及体现问题则很少谈论，更不用说进入三十年代后才得到发展的“形体动作方法”了。这个班上有一位学生，即李·斯特拉斯堡，他在1951年接任了创建于1947年，有“方法派的大本营”之称的“纽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研修所”的所长，在任长达31年之久，直到1982年去世。 李·斯特拉斯堡在他的回忆录《一场激昂的梦幻》中曾明确地指出：“（美国的）‘方法’是对俄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延续和补充。”他认为，多年来盛行于美国剧坛和银幕的“表演通病”有二：其一是凭“本色”表演，让观众看到的始终是演员本人的个性特征：其二是“装腔作势”，动作设计虽甚华丽，却缺少“生活的暗示”。所以，他像斯氏一样，强调演员在舞台上首先要恢复正常人的生活和行为举止，为他化身为角色准备内外部条件。 “方法派”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其焦点在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晚期的主要研究成果——对形体动作逻辑和形体动作方法的强调——在“方法派”表演和训练中应占什么样的位置。 争论主要是在波列斯拉夫斯基和渥斯本斯卡娅的两位高足，即李·斯特拉斯堡和斯泰拉·艾德勒之间进行的。在1931年创建团体剧院之后，斯特拉斯堡就把激情（情绪）记忆的运用当作体系的主要方面。他坚持要去探索下意识情感以寻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内心真实。团体剧院的另一创建人哈罗德·克莱曼曾说他“在情绪问题上简直像发了疯，任何其他东西与它相比都是次要的”。1934年，艾德勒在巴黎遇见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并在一个多月时间内不断向他求教。回到纽约后，她通过一系列的示范表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已把重点摆在动作、剧本的情境和演员的想象，而不是演员的个人情感之上。因此，她和克莱曼都得出结论说：斯特拉斯堡对体系的解释和运用是“不准确”的。 然而，1951年斯特拉斯堡接任演员研修所所长后，他仍然继续注重于下意识的分析性探索和个人强烈经验的运用。据美国的一位斯氏体系研究者说，“体系的形体方面在这种修正中完全被抛弃了，而这种修正现在就以‘方法’而闻名”。 由此可以看到，斯氏体系与“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强调想象是表演的核心，并从剧本原文中寻求情绪的真实。斯特拉斯堡则从演员的下意识中寻求情绪的真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原先对内心技术和理性技术（剧本分析）的强调被吸收到“方法”里来了，而体系的形体部分则完全被忽视，并代之以分析性的考虑。照斯特拉斯堡看来，演员必须不受约束才能够达到情绪的真实。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里，这同样的情绪的真实是通过有内心根据的形体动作逻辑达到的，这一点，斯特拉斯堡却从来没有加以探究。 据这位研究者说，六十年代中期曾有一批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前来纽约举办过讲习班，着重说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1938年去世之前就已放弃了激情记忆练习并认为形体动作方法是他晚年工作的高峰。他晚年追求的是内部技术和外部技术的统一。 与此相对照，斯特拉斯堡保持它对激情记忆以及心理分析探索的重要性的强调，因而被认为是“硕果仅存的对早期斯氏体系的美国式解释”。 纵观斯特拉斯堡所著《一场激昂的梦幻》一书，我也感到他所津津乐道的确实是体系早期讨论过的东西。但与此同时，我又不断地自问：“方法”既然与体系的后期成果有一大段距离，为什么却能训练出这么一大批优秀的电影演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