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尔逊式”作为英国纪录电影学派的创作理念的简称，是以其代表人物英国纪录片大师格里尔逊的名字来命名的。在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程中，“格里尔逊式”已经历了两度沉浮：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它被片面地理解为“主题先行”的代名词，被当成神圣的创作原则而受到顶礼膜拜，成为政论片和专题片创作的理论基石；90年代以后，随着客观纪实浪潮的兴起，“格里尔逊式”不可避免地被彻底否定，乃至被理解成一个颇具贬义色彩的概念。时至今日，日益边缘化的中国纪录片创作呼唤选题视点向社会主流生活的回归，因此格里尔逊拍摄“发生在家门口的戏剧”的主张，对中国纪录片创作的现实意义日益凸显。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英国纪录片学派的要义和我国“主题先行”的创作模式从源头上进行清理，准确把握英国纪录片学派的精髓，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格里尔逊式”变为“主题先行”的内在逻辑。 一影响者：“格里尔逊式” 在纪录片发展史上，美国人弗拉哈迪以身体力行的杰出创作完成了纪录片的独特艺术价值，英国人格里尔逊则将纪录电影发展成为声势浩大、影响波及全世界的运动，为纪录片的存在赢得了地位。他不仅创立了英国纪录电影学派，而且走到哪里纪录电影运动便在哪里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笔者在此将格里尔逊所倡导的纪录电影理念归结为以下几点： 1、反对逃避现实的边缘化题材，主张纪录片创作选题视点向主流生活的回归。如果说弗拉哈迪将眼光投向天涯海角，格里尔逊的志向则是“让公民的眼睛从天涯海角转到眼前发生的事情，公民自己的事情……门前石阶上发生的戏剧性事件上来。”① 他尖锐地批评弗拉哈迪：“假如我能代表反其道而行的一派，我希望弗拉哈迪影片中固有的新卢梭主义连同他那独树一帜的自我一起消亡。除去返璞归真的成分，新卢梭主义还代表着逃避现实的主张，冷眼旁观的态度，使用不当就会变成感伤主义。不管画面如何充满圣劳伦斯河畔的瑰丽景色和蓬勃生机，影片注定不能发展成为一种适于更加直接地表现当代社会题材的形式。”② 格里尔逊同时还指出了主流题材的纪录片创作的难度：“社会责任感使我们的现实主义纪录片成为一种费心的和困难的艺术，尤其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③ 2、提出强调纪录电影的社会功能的“锤子论”。在纪录电影的社会功能方面，格里尔逊非常强调纪录电影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以至于当时的纪录电影主要被用来指“社会评论片”。在影片样式方面，格里尔逊坚持把电影作为一种新的讲坛，发展了以解说词为主的影片样式，以至于数十年间许多观众心目中的纪录片就是这种样式的影片。格里尔逊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主张：“我把电影看作讲坛，用作宣传，而且对此并不感到惭愧，因为在尚未成型的电影哲学中，明显的区别是必要的。” 3、较早认识到了纪录片不仅具有新闻性，而且具有艺术性。英文documentary一词是格里尔逊发表于1926年2月8日出版的纽约《太阳》报上的评论弗拉哈迪的第二部影片《摩阿纳》的文章中首先使用的，稍后，他还将“纪录电影”明确定义为“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the creative treatment of actuality）。今天看来，这个定义的积极意义在于否定了电影初期大量出现的简单纪录生活事件的纪录片。所谓的“创造性处理”，主要是指根据事实进行有选择的戏剧化。他反对不加选择地传播事实。据此可以认为格里尔逊较早地认识到了纪录电影除了具有新闻性以外，还具有艺术性，从而将纪录片和新闻片区别开来。他反对将新闻片和图解片归入纪录电影的范畴，他说：“纪录片这个称谓只留给高层次的影片。”④ 在此基础上，格里尔逊主张纪录电影应该从对自然素材的平铺直叙（或想入非非）的描述，过渡到对他们进行组织、再组织（rearrangements）以及创造性剪裁（creative shapings）的阶段。他说：“重要的是，首先要分清如下两种表现方法之间的区别：一个是仅仅描述主题的表面价值，另一个是更加有力地纪录主题的真实。你不仅要拍摄自然的生活（the natural life），而且要通过细节的并置创造性地阐释自然生活。”⑤ 4、对纪录片独特艺术价值的肯定。格里尔逊在《纪录电影的首要原则》一文中对纪录片这一独特而富于生命力的艺术进行了热情的礼赞。他写到，“纪录电影的首要原则是：（1）可以利用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式挖掘电影之把握环境、观察现实和选择生活的能力。摄影棚影片（studio film）大大地忽略了银幕敞向真实世界的可能性，只拍摄在人工背景前表演的故事，纪录片拍摄的则是活生生的场景和活生生的故事。（2）原初的演员和原初的场景能更好地引导银幕表现当代世界，给电影提供更丰富的素材，赋予电影塑造更丰满的形象的能力，赋予电影表现真实世界中更复杂和更惊人的事件的能力，这些事件比摄影棚的智者拼凑出来的故事复杂得多，比摄影棚的技师重新塑造的世界生动得多。（3）取自原始状态的素材和故事比表演出来的东西更优美（在哲学意义上更真实）……此外，纪录片还能促使电影和知识的紧密结合，这是生硬刻板的摄影棚机制和翘着兰花指装模作样的大都市演员无法达到的效果。”⑥ 二 被影响者：“主题先行”创作理念 尽管“格里尔逊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积极意义不容置疑，但随着纪录片创作实践的演进，其局限性也日益凸显。诚如加拿大电影理论家比尔·尼克尔斯在《纪录片的人声》中所描述的那样：“格里尔逊的传统的直接谈话风格是第一种被彻底用滥了的纪录片形式。……在许多作品中，解说词明显压倒了画面”，“二战以后，格里尔逊式失宠了……除了在电视新闻、竞赛、广播对谈节目、广告和特殊的纪录片中以外，它几乎没有了市场。”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