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7年5月，纽约一年一度的纽约“翠贝卡电影节（Tribeca Film Festival）上，放映了一部不同寻常的影片——《南京》（Nanking），由美国在线（AOL）副总裁泰德·里昂西斯（Ted Leonsis）制片。里昂西斯是在书店里偶尔看到张纯如的书《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就来了灵感，决定出资二十万美元制作这部纪录片。他聘比尔·古登泰格（Bill Guttentag）和丹·史度曼（Dan Sturman）作导演，该片在纽约放映时，评论界反应很平淡。但美国TINKFilm影业公司还是宣布买下北美放映权，于2007年下半年院线有限放映。可在大洋的另一端却不那么平静，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在东京举行记者招待会，称不会对诬蔑日本人为野蛮民族的恶意宣传片视而不见，要斥资两百万美元拍摄《南京真相》，给影片《南京》的放映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消毒。一小撮日本右翼势力也开始鼓噪：日本军队占领南京时，不过是一场再普通不过的军事行动，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事件发生。 当导演古登泰格和史度曼飞到北京参加《南京》首映时，他们感受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回应。首先是官方大开绿灯，剧本通过顺利，在中国每年只进口二十部外国影片的紧俏配额中，《南京》在大片《加勒比海盗》和《变形金刚》的轮番轰炸下，见缝插针，小众观赏。在南京，竟出现了热心人慷慨解囊，请千名观众免费观影的“壮举”。还有两家影院主动降低票价到十元，让更多的国人回顾过去，勿忘国耻。两位美国导演与中国观众一起欣赏自己执导的影片，发现影院里的观众早被深深地感染，场面动人，中国之行很令他们难忘。 二 我偶然机会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看了《南京》，当时观众席挤得满满的，“座无虚席”不再有修辞意味，巨大的放映厅已经没有一个空位子。不像国产重大题材主旋律影片一般由单位组织观看，这次在北大讲堂看电影的观众，全部自费。影片长九十分钟，没有像其他纪录片那样依赖旁白，而是选优秀演员扮演当事人直接对着镜头讲述历史。二十二名滞留南京的西方人是电影的主角和叙事者，穿插了一些大屠杀幸存者或其后裔的访谈，并配有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和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的影像档案资料，作为主叙事的脚注。虽然该片调用了大量详实、准确的档案史料，但它的叙事风格颇似朗兹曼（Claude Lanzmann）著名的纪录片《浩劫》（Shoah，1985）。在《浩劫》这部片子中，朗兹曼创造了一种新叙事形式——九个多小时的纪录片完全依赖口述，而拒绝使用任何影像档案资料，因为他认为影像无法再现大屠杀的极端性。同时，这位法裔犹太艺术家提倡一种暴力美学，即整个影片是关于毁灭的，而不涉及拯救或救赎。他坚持用古希伯莱词shoah（意思是混乱、劫难、毁灭等）做片名，而反对使用通常的Holocaust（大屠杀）。因为Holocaust隐含了牲祭的意思，也就暗示了救赎的可能。 但在意义层面上，美国版的《南京》没有步朗兹曼的后尘，而更贴近斯皮尔伯格的大屠杀美学，即把屠杀演绎成一个人性故事。《南京》不是人们所期待的毁灭悲剧，而是一个英雄与拯救的道德剧。就像《辛德勒的名单》一样，这部影片通过拯救英雄的视角，讲述一个城市的陷落、屠城、强奸、劫掠和焚毁。二十二名客居南京的欧美传教士、修女、商人、教师凭藉非凡的勇气、惊人的毅力和高尚的基督精神，与残暴的日本占领军周旋，建立安全区，拯救二十万中国平民和士兵免遭生灵涂炭。 大讲堂里已是一片啜泣声。一个带着孩子的母亲，哭成了泪人，还时不时腾出擦眼泪的手捂住小孩的眼睛，小声叨念着：要知道这么惨，就不带你来了。片尾长长的字母滚动着，没有一个观众起身，像是默哀、像是致敬。当字幕打出：“献给张纯如女士”时，大家再也控制不住泣声一片。大讲堂的灯光显得格外刺眼，观众低着头，步履缓慢地离开大厅。我有意听听大家的观后感，有人说：“太感人了，人家拍我们的历史，让咱们这么感动，我们自己怎么就拍不出来呢？”另一观众插话：“这部电影让我感觉与以前了解的南京大屠杀不太一样，可是又没有看出什么新内容来。”她边上的男友补充道：“这部片子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整个南京大屠杀变成了几个外国人救出了二十万中国人的历史”，“哦，真是谁讲历史就是谁的历史呀”，“谁让中国人拍不出来呢，人家拿走了我们的历史”。 其实，中国大陆也拍过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影片，如1982年的纪录片《南京大屠杀》、1987年的故事片《屠城血证》、1995年的故事片《南京大屠杀》和2002年的故事片《五月八月》等。不能说我们自己没有意愿去拍南京大屠杀电影，只是它们影响不大，没有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也不能说中国人忘记了国耻，因为官方的纪念活动和爱国主义教育从未间断过，民间也自发收集历史材料、维护受害者权益、跨国诉讼，甚至抗议活动更此起彼伏。学校常组织学生观摩大屠杀电影，让青少年记住过去，不忘历史。但如果你提起这些片名，却很少会有人知道。每逢纪念日重提国殇，人们或者带着抵触情绪，觉得这是政治宣传或老生常谈；或马上想到中日关系：日本能否诚心忏悔？是否篡改了历史教科书？右翼势力是否又要抬头？等等。似乎这段历史只与日本关系重大，而与我们自己却相去渐远；好像我们只为了日本才需记住南京。而这段奇耻大辱对民族心理的伤害，集体记忆和心灵创伤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却很少有人追究。不要忘记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和身份意识，往往是在与其他民族的接触和冲突中、特别是灾难性创伤中，逐渐形成的。日本对珍珠港的一次军事突袭，恐怖组织在“9.11”的一次袭击，改变了美国人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认识，也改变了美国文化中的许多核心价值观。犹太民族更是以深重灾难和苦难历程来界定自己的民族性。随着时光的流逝，国家间的关系会时好时坏，终究利益是权衡国际交往、国与国联盟或敌对的杠杆。而历史记忆却是非功利的，会铭刻在文化基因里，慢慢地沉积到民族的血脉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