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别姬：同志阅读与跨文化对话》（以下简称《对话》），是笔者去年十月在台北101大楼的Page One书店偶遇的一本书。对于《霸王别姬》，无论小说还是电影，笔者本就具有无限欲说还休的遐想，而这本书的出现，则为“我”打开了一个可以尝试言说的缺口——尽管其中的某些论述体现出对电影、小说乃至中国文化的明显误读。 在《对话》一书的简介篇章中，编著者陈雅浈女士指出，“《霸王别姬》是一部跨领域、跨层面的作品”，它所可牵涉的学问领域包括“性别研究（含女性主义／妇女研究、酷儿研究、性心理学与性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东亚研究、东亚文学与汉学研究、亚洲研究、多媒体视听文化研究（含电影研究、戏剧研究）等等”。尽管她所罗列的研究领域存在不少叠合之处，但《霸王别姬》确是一个陆离变幻、容量丰富的独特文本，这一点，笔者是完全认同的。接下来，笔者就打算依循《对话》当中的批评线索——特别是“性／别”议题的线索——对电影及小说《霸王别姬》进行一次别于以往的解读。 男性阴柔——刻板抑或反叛？ 对于《霸王别姬》，不同学问背景的不同观者，可以站在不同的立场、采取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予以批评。在这里，笔者对《霸王别姬》的历史、心理与美学之维姑且悬搁，而只对其中的“性／别”维度予以细述。 电影《霸王别姬》的“性／别”主题，主要体现在程蝶衣的性别认同上。对于这一问题的电影再现，绝大多数异性恋者会用“环境论”或“移情论”来解释他的性别模糊与身份错认；而即便是同性恋者，也多将该文本当中的同性恋再现批判为“雌雄配对儿的刻板印象”，并指责电影《霸王别姬》对程蝶衣认同女性的阴柔再现负面化了男同性恋者形象——又与“娘娘腔”或“女里女气”瓜葛在一起。 对于前一种解释，笔者稍后会在“欲望与认同——孰先孰后？”的论述部分提出商榷，现在，我们先就后一种观点，与想象中的可磋商者交换一下意见。诚然，充满阴柔气质的程蝶衣的确不足以作为所有男同性恋者的代表，但你不得不承认，他所体现的那种“姿态”，却最容易被主流社会误认作男同性恋族群的一个“同质化”特征，而且也最符合主流话语对男同性恋者的想象。但这里的一个关键策略是，“反主流社会对男同性恋刻板印象的因应之道，除了去积极争取或要求多种男同性爱关系出现在媒体和艺术作品中……还可以……著重于重新赋予刻板角色一种新鲜的、向来被忽略了的丰富内容和意义”。这一策略，其实也就是“酷儿”赋名智慧的运用。此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任何人在反对刻板角色和抵制“同质化”压迫的同时，都应该警惕不要跌入同样的圈套，即无意中建立起新的教条和“同质化”概念，压抑了事物存在的多样态特性以及形形色色的“内部歧异”。 作为对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操演理论”的一次堪称出色的批评实践，桑梓兰在其《程蝶衣：一个异端诠释的起点》一文中指出：有些男同性恋者总是强调男人与男人间的吸引力应在于彼此的男子气魄，而女性化的男同性恋者是向异性恋模式屈服或模仿的结果。孰不知，这种一味追求“政治上正确”的做法，很可能成为对另一种只注重思想原则，否定情欲和愉悦差异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复。为此，她举了扮装皇后（drag queen）的例子，并建议人们多注意男皇后女性表演中那些自娱娱人、幽默嘲讽的“坎普”（camp）意味。笔者认为，桑梓兰的批评尽管忽略了扮装表演的限度问题，也就是在“异性恋心灵”或“类—异性恋心灵”那里的有效性问题，但它作为酷儿理论的一次批评实践，却是巧妙、到位的。它提醒我们重新思考主流社会，以及男同性恋者，对于男性阴柔的态度问题；“阴柔”、“阳刚”等性／别气质的天生与习得问题；乃至台上台下性别“演出”的模仿、复制与原版问题。 伊芙·科索夫斯基·塞芝维克（Eve Kosofsky Sedgwlck）在其《如何将孩子教养成同性恋：为娘娘腔男孩而战》一文中曾经从政治实践的层面指出，同性恋运动从来就不太注意娘娘腔男孩的议题。其中一个很可耻的原因是：在同性恋运动中，连娘娘腔的成年男性都常常被贬抑到边缘、污名的位置；另外一个较为合理的缘由则是：长期以来的传统都把性别与性取向视为两个相连、合一的范畴——凡是欲望男人的一定是女人，凡是欲望女人的则必然为男人——因而，如果想要对这一传统构成搅扰，同性恋运动似乎需要某种概念上的“娘娘腔恐惧症”，以强调自身“男男认同”的态度。其言外之意，就是娘娘腔男生不够“男人”，以及喜欢娘娘腔男生的男生不够“同性恋”，而这，无疑是异性恋性别观念的延续。而正是伴随着酷儿政治的出现，及其与同性恋政治的重叠（或竞争），娘娘腔男性广遭贬抑的情形才有了改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塞芝维克强调：“酷儿”这个名词所带来的令人兴奋的能量就是，它拥抱——而非弃绝——那些我们童年时期差异和污名的经验。 综合桑梓兰的分析与塞芝维克的论述，我们便不难理解程蝶衣一角儿所可具有的政治意义与批判力量。男性阴柔——特别是那种不够曼妙喜人的娘娘腔——可以是主流社会强加给男同性恋者的污名化想象，也可以是男同性恋者回敬给主流社会的抵制力量，而且，往往是在那些至为常见的“刻板形象”中，蕴涵着催生“反叛”的变革能量。只不过，这些能量尚待开掘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