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影像和电影刚刚传入中国并逐渐内化为中国人自身的艺术创作和产业样式的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始终萌发着对于现代影像的理性思考。中国的电影理论就是在这样漫长的思索过程中逐渐结晶为最初的电影理论意识的。对于中国人相关的理性思维的反应方式和思考内容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于中国电影理论原初思维的研究。它呈现了中国电影人电影理论思维的原逻辑和原美学。正如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所说，人类原始思维的“主要价值就在于把那些曾经（无疑目前仍然如此）恰恰适用于某一类型的发现的残留下来的观察与反省的方式，一直保留至今日”。① 我们感兴趣的正是中国人初始的电影理论思维的由感性、知性到理性的反应方式及其内在的逻辑和方法，以及它们所反映的中国人最初面对现代影像的集体心理和社会文化心态。 一、理性的新曙光：中国人对于现代影像的最初反应 中国人对于外来电影影像的思索有一个漫长的前史，它由观照静止影像的直觉反应开始，渐渐产生深层把握的初度冲动，中国人对于现代影像的理性思维便是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下凝成它的雏形的。中国人接触现代影像并非从电影起始的。在东南沿海的中国通商口岸，生活于开放气息中的商埠都市的市民，早在接触电影影像前，已经通过摄影术的传入和电影发明前种种技术上的“西洋景”，由静止的“小照”、“小影”到“活动影戏”，具有了数十年的影像接受史。这是中国人观影的“前电影”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在直接感知影像时，已经开始了他们最初的理性思考。 （一）摄影术传入中国与中国人对静止影像的最初反应（19世纪40—60年代） 照相摄影是中国人接受现代影像的开始。众所周知，1839年8月19日，法人路易·达盖尔向世人公布了摄影术。摄影术发明后约五年，即1844年或者更早，通过西方外交使臣、船员和传教士的中介，摄影术迅速传入中国。② 约19世纪60年代，东南沿海城市已出现中国自己的职业摄影师。在摄影术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曾存在许多职业画师，开设所谓“影像铺”，专门给人画像。当时给活着的人画像叫“小照”，画死去的人叫“影像”。摄影术传入后就将两词合成称摄影为“照像”，但初传入时，仍借用“画小照”来称呼摄影。据相关的文献资料考察，中国人接触照相的静止影像，其最初的反应除了新奇和惊异等常态心理现象外，还具有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思维特征。 首先，中国人一开始接触影像，便具有非常敏感的直觉反应。如上世纪80年代初才发现的近代最早的中国人关于西方国家的记载——《西海纪游诗》（1849）中，记叙了福建人林鍼1847年农历六月至1849年农历二月在美国工作的诸种见闻，其中尤对照相术和摄影影像极其敏感地予以高度关注，并且还饶有兴味地亲自加以研习操作。他说：在美国亲眼所见，“山川人物，镜中指日留影（有神镜，炼药能借日光以照花鸟人物，顷刻留模，余详其法）”，这大概是迄今所知最早学会摄影的中国人之一。③ 无独有偶，1854年广东人罗森随一支美国舰队访日，他在日本写的日记中，也对美国人赠送日人的照相机和摄影影像做了敏锐的观察：“日影像以镜向日绘照成像，毋庸笔描，历久不变。”④ 罗森在这里无意中首次提出了现代涵义上的“影像”一词。 19世纪60年代，随着照相摄影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中国人对摄影与影像有了更为细腻的观察与描述。清文人倪鸿在他的《小清秘阁诗集》中专门选入了他1861年所写的一首七言的《观西人以镜取影歌》，完整地记录了他对摄影的观察和直觉感受： 竿头日影卓午处，一片先用玻璃铺。涂以药水镜面敷，纳以木匣藏机枢。更复七尺巾幕疏，一孔碗大频觇觎。时辰表转刚须臾，幻出人全躯神传。 从这一段记载较为翔实的珍贵文字，可以看出，中国人刚见到影像时，其直觉反应是极其敏锐和迅速的，他们已经理性地意识到遇到与图像不同介质的形象。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考察，可以看到中国人对于影像最初的直觉反应，不是单纯地被动接收，也有他们对于影像读解的独特思维方式，这从当时的中国人对于影像赞叹的角度可以窥出某些信息。如上文所引倪鸿的诗句，其末句对摄影影像赞叹道：“幻出人全躯神传”，也就是说，他赞叹的是照相术能从“躯”和“神”两个方面“幻出人”。可见，中国人一开始就从“真”和“神”两个视角来接受影像，他们对于影像的记录特性和表现特性的关注倾注了同样的热情。 从同时代的文献资料看，倪鸿对影像的读解方式在当时中国人中是十分普遍的。清末广东浔州营副将福格在他任职时所写的笔记《听雨从谈》卷八“写真”中对照相术赞扬说：“近日海国又有用镜照影，涂以药水，铺纸揭印，毛发毕具，宛然其人，其法甚秘，其制甚奇。”⑤ 上面提到的福建人林鍼旅美回国后所写的《西海纪游诗》，再次追忆他在美国看到的印象深刻的摄影影像：“楼头灯变幻，镜里影迷离”，⑥ 这两段文字对于摄影影像的赞美既有直观的成分，也有对影像的心理感受，而且在中国人观影思维方式中，影像的“形”和“神”两种成分，即摄影的再现力和表现力、影像的直观的成分和内在的成分是天然地融合在一起的，从一开始就未对它们做割裂和对立的思考，这和中国人千百年来对于形象的思维特质和心理积淀不无关系。 另外，影像的出现，对于中国人固有的思维方式也有一定的冲击，其表征就是对于细节的关注和描述。后仕至内阁学士兼户部侍郎的清末湖南进士周寿昌1846年在广东游历3个月，在其当时的日记《思益堂日札》卷九“广东杂述”中详尽地对他所观察到的摄影术做了细节描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