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5年出版的《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一书里，美国学者罗伯特·C·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指出，由于电影史的研究对象非常年轻，在美国，尽管早已出现过特里·拉姆齐的《一百万零一夜》（1926）、本杰明·汉普顿的《电影的历史》（1931）以及刘易斯·雅各布斯的《美国电影的兴起》（1939）等电影史著作，但电影史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仅有20年的历史，可以说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其主要原因在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电影史研究中“没有一个作者是有素养的历史学家，没有一部著作能经得起历史学术的严格标准的检验”。① 事实上，如果更进一步地拓宽历史经验的视野与历史思考的路径，将历史理解为人类为了理解其现在、预见其未来而用以诠释其过去的那些文化实践的方式、内容和功能的“整体”，并将历史撰述理解为历史的一种“解释方法”并发挥其生活、社会与文化上的“导向意义”，② 那么，任何形式的电影史研究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所有有关电影的历史撰述都是合乎目的的电影史研究实践。应该说，只有对各种相关的电影史撰述进行认真细致而又不断反复的观照，才有可能最终走向一种作为“独立的学术领域”的电影史。 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影业从萌芽走向初兴，中国电影人也开始了针对中国电影的历史撰述。尽管不能将这种历史撰述完全当作有意识、有系统的电影史研究，但深入分析这一时期专业性电影报刊上发表的相关文字，以及1927年出版印行的《中华影业年鉴》与《中国影戏大观》，还是可以看出：在开放的心态与比较的视野中，通过影戏溯源考、影业发展论与电影进化史等撰述形式，在把电影当作一种集社会改良、民众娱乐、艺术追求与商业竞争于一体的新兴实业的前提下，秉持着一种民族主义立场与历史进化观念，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的历史撰述，拥有一个不同凡响的起点与较高水平的开端。 一、影戏溯源考 无论追溯影戏源流，还是论述电影发明，都是中外电影历史撰述首当其冲的重要问题之一，尤其是在电影诞生不久便已进行的相关努力，更因作者的直接经验和亲身经历得出的见解和判断而显得弥足珍贵。虽然这种努力大多零星而不成系统，得出的见解和判断也会出现一些片面性，但电影史研究将从中获得不可多得的教益。亨利·朗格卢瓦在谈到法国电影史家乔治·萨杜尔的电影史研究时，便充分估量了1909—1912年间出版的一些最早论述电影起源的“小册子”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③ 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影戏溯源考，也为此后的中国电影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和值得重视的关键信息。 实际上，由中国人所展开的最早的影戏溯源考，出现在电影刚刚诞生的19世纪末期。在1897年9月5日上海出版的《游戏报》第74号上，登载了一篇《观美国影戏记》。这是迄今为止所知在中国报刊上发表的最早的影评文字。④ 这篇文章不仅详细记录了1897年8月间奇园所映影片内容以及作者对这些影片的观感，而且第一次对“中国影戏”的起源及其与“美国影戏”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者指出：“中国影戏始于汉武帝时，今蜀中尚有此戏，然不过如傀儡以线索牵动之耳。曾见东洋影灯，以白布作障，对面置一器，如照相具，燃以电光，以小玻璃片插入其中，影射于障，山水则峰峦万叠，人物则鬓眉毕现，衣服玩具无不一一如真，然亦大类西洋画片，不能变动也。近有美国电光影戏，制同影灯而奇妙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者。”在作者看来，“影戏”具有从“中国影戏”到“东洋影灯”再到“美国电光影戏”的漫长历史，这是“影戏”走向“奇妙幻化”亦即不断进步的一个发展历程；而从汉武帝时代的“中国影戏”出发追溯“美国影戏”的源头，虽然不无附会之嫌，但也体现出19世纪末期中国思想界、史学界、舆论界与影评界力图鼓舞民气却又深感民族危机的矛盾心理。 此后，“影戏溯源考”不仅成为中国电影历史撰述的主要形式之一，而且成为中国电影界坚守民族主义立场的重要环节。 在为上海《影戏杂志》所作的序言里，周剑云也将“影戏”的源头追溯到中国，不过不是汉武帝时代的“中国影戏”，而是19世纪80年代前后的“滦州影”。周剑云指出：“三四十年前中国也有影戏。中国影戏也是用布幔，不过不用电光，而用红烛，雇用唱戏的，暗中歌唱，作傀儡舞，叫做‘滦州影’。名伶刘永春、金秀山都做过这种影戏。中国伶人以做过影戏者为贱业。可惜当时没有人发明电术，否则，传到现在，也可以与欧洲影戏比美了。”⑤ 在考证影戏源流的同时，深为中国的“滦州影”无法跟“欧洲影戏”同日而语表示遗憾。一种错失良机的惋惜感与虽败犹荣的民族自尊心跃然纸上。 1927年1月，上海的中华影业年鉴社出版了程树仁主干（主编）的《民国十六年中华影业年鉴》。⑥ 其中，程树仁所撰《中华影业史》一文，以大量篇幅集中在“影戏之造意原始于中国考”。在这里，周剑云提到的“昌黎之滦州影戏”，仅仅被当作与“浙西杭湖一带之旧影戏”、“甘肃之灯影戏”、“湘省之旧式影戏”等并列的“近时各地旧式影戏”之一种；而“近时各地旧式影戏”，也只是跟中国民间的“手影”、“走马灯”以及“汉武帝观影”、“宋代以后盛行影戏”等并列的“影戏造意”之一。可以看出，程树仁没有打算直接进入“影戏源流”与“中国影戏”之间关系的命题，而是通过“转录”《申报》等报刊上的相关文章，提出了“影戏之造意”始于中国的基本观点。在中国电影的历史撰述中，选择这种独特的角度来考察问题，确实既能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找到更为久远深厚的依据，又更能为各种中外舆论所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