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当前中国影视艺术的生产来说，“古与今”、“中与西”等维度上的矛盾交织、激荡、叠合和生成构成了其现实的规约性语境和重要的文化生态。而在某种意义上，“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关系可以看作是其中基本的命题。在我看来，如果以此一命题为焦点进行学理层面的拓展、深入和细化，那么，诸如“民族性”、“本土化”、“西方性”、“全球化”，以及“文化多样性”等重要范畴均可以纳入其视阈内进行观照，并作出相应的读解和阐释。更重要的是，对“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正确理解还有益于我们在当代语境中自觉地把握中国影视艺术的规律，进而促进影视艺术生产的发展。在这里，本文试从“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辩证考量出发，重点来论述中国影视艺术的一种重要叙事特点——“家—国一体化”叙事，并结合一些典型文本对其美学内涵和艺术特征进行详细阐述。 一、“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辩证关系 作为一种现代艺术样式，中国影视艺术的基本特征就是以其现代视听语言和感性影像系统来表征中国人的“现代性体验”。在这里，就“现代性”而言，马克斯·舍勒指出，现代性的转变是一种“总体转变”，它既包括社会制度层面的结构性更新，也包括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存体验层面的结构性转变，而且，后者的转型比前者的转型更为根本。[1] 而所谓“体验”，它是指包括人们的感受、情感、欲望、想象、幻想、理智等在内的整个生存直觉，是人们对自身生存境遇与生存价值的深切体认；它往往把切肤之痛与心灵之忧、身体快感与精神狂欢、本能愉悦与超然享受等交织在一起。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中国人的“现代性体验”尤其是指人们在改革的时代生活和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中对自身生存境遇的一种独特感受和体会：它不仅包括精英人物的思想和认识，更包括普通民众基本的日常生活方式、价值规范、审美趣味和心理状态等。对中国影视艺术的创作来说，我们同样可以认为，“正是这种切身体验，构成任何政治或思想大厦的坚实地面。可以说，对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体验，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地面。”[2](P2) 或者说，中国影视艺术的现代性归根结底表现为体验的现代性，正是中国人的现代性体验构成了中国影视艺术的基本的审美维度。 以电视剧为例，在新时期初期，从噩梦中醒来的中国人沐浴着改革的春风，对革故鼎新的时代精神有着真切的感受，因此，在荡涤积疴、开辟新路的时代潮流中，《乔厂长上任记》、《新星》等作品带有深厚的、狂飙突进的时代烙印，其振聋发聩的主题、锋芒毕露的锐气和昂扬向上的基调，以及针砭时弊、呼唤改革的非凡气势迅捷地表达了人们渴望新生活的现代性体验。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广发展和时代生活的激烈变迁，人们的现代性体验在作品中也折射出新异的面目。比如，《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这一“农村三部曲”把镜头聚焦于变革大潮激荡下关东普通农民的情感波澜，并穿透到“人心”中做文章，谱写了一曲当代中国农民观念更新、迈向现代化征程的悲壮之歌。而像《苍天在上》、《牵手》、《车间主任》、《大雪无痕》、《省委书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作品，更是表明了中国电视剧已将艺术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腠理，并细致地表现了人们生存境遇中纷繁复杂而又真切生动的现代性体验。尽管作品大多有着对现代生活中诸多片段、偶然、瞬间的描绘，但创作者却能借助敏锐的感觉，洞察时代生活的主题，捕捉个体人格和个体心理的变迁，进而使片段牵挂着整体，瞬间系缚着时代，让生活表层的偶然现象折射出时代的内在光辉，并浓墨重彩地描绘出世纪转型期人们精神历练的诗意轨迹。由此看来，就当前中国影视艺术的创作来说，创作者要把握和彰显出中国人现代性体验的精神脉络和基调就势必要处理好“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而这一点同时也是我们审视中国影视艺术民族特色与现代品格的逻辑起点。 然而，在面对“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时，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艺术理论，我们常常陷入“首尾两端”的泥淖，进而常常呈现出诸多艺术失衡现象，并引发出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比如，有些反映当代中国改革的电视剧作品“将复杂的人际关系两分化，简单地把剧中的人物设计为改革派与反改革派两大营垒。”有的作品则“将现实的体制弊端道德化，人为地把改革中遇到的阻力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归结为思想品质恶劣、道德作风腐败的个别干部的违法乱纪。”有的作品甚至“将纷繁的历史运动纯净化，习惯地靠单向思维把新旧杂陈、各种单向力相互作用的现实生活形态，净化为我们在理论框架上归纳出来的社会矛盾模式，用抽象的历史理由来随意裁剪多姿的生活现象和‘合力’运动。”[3](P110) 有的作品“诱使观众把改革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个别英雄人物身上，”它们“虽然写的是当代生活，却恰恰缺少时代感和当代性。”[4](P28) 这不能不说与人们对“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理解密切相关。 在这里，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5](P535) 我们认为，在处理“传统性”与“现代性”两者之间的关系时，“传统性”要有“现代性”的维度，“现代性”要有“传统性”的维度。具体说来，在两者交织、激荡、叠合、生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辩证地观照以下几个层面：第一，“传统性”与“现代性”是同时进行的两个“过程”的属性描述，其中，前者着重“传统”的传递过程，后者着重“现代”新元素的入进过程，因此，在考察任一特性时都应该把一体之两面的另一特性放入考量的架构之中，并经由两者的恒常互动去审视其内在的质素和品格；第二，在具体的观照中，我们要将“历史／文化／社会”的情境作为基础，同时，又要以“现代性”为基本视点和旨归，以便探讨“传统”是如何在受到一些“新元素”的刺激、影响下作出某种程度的改变而成为“现代”的；第三，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仅必须注意我们原有的“传统”是什么，了解哪些是阻碍发展的，哪些是促进发展的，以及传统得以加速改变的可能途径，而且，还必须认清哪些是影响传统的“新元素”，以及它们通过诸如“接纳”、“排斥”、“回归”、“反思”、“整合”等环节对传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第四，我们还要审视这些“影响”经由一个有选择能力和变通能力的自主个体既把传统秉承了下来，又作出了创新的转化，进而形成了怎样的、新的、现代的价值信念体系与生活方式，产生了什么样的“现代”及现状。[6](P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