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49年后，中国电影从民族商业电影向国家政治电影的转型，诞生了一种与政治制度紧密结合的新的电影美学；1979年后，中国电影从国家政治电影向主流商业电影的逐步转型，完成了社会主义电影市场机制的初建；那么，在中国电影产业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今天，中国电影也正经历着建国近60年来的第三次转型。这一次转型将面临的是更为深刻的价值观的蜕变。21世纪的中国经济已然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的大系统。世界经济的脉动时刻触碰着中国经济的敏感地带。而经济上的全球互动带来的不仅仅是GDP的增长，它也使中国公民的社会与文化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股市波动、原油价格涨落、国际金价的晴雨……没有哪个时候会像今天这样塑造着中国公民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社会政治方面，“十七大”确立的科学发展观，使和谐与民主这两个关键词，成为今后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国家进步的方向。这意味着我们将在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与政治体系中，创造我们的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同时，新技术带来的便捷化、大众化的传播手段，使中国的公民社会概念已经超出了原有的地域和意识形态疆界，变得更自由、更多元、更开放，互联网舆情成为现时社情民意中最活跃的部分。在这样—个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中，如何定位电影在大众生活和国家文化中的角色？如何在一种新的价值观体系中发挥电影应有的功能？这是中国国家电影在经历第三次转型期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在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视近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电影所经历的价值观变迁。鉴往知来，或许可以为我们带来某些启示。 一 1949年后，中国电影开始了从民族商业电影向国家政治电影的第一次转型。到1952年，基本完成从私营电影业到国营电影业的身份转换。 在这一次转型中，政治与艺术的矛盾关系是一条重要线索，并且在两者的博弈中，政治是占上风的。倘若我们细究其中的思想分野会发现，在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上，“十七”年电影始终是统一而明确的。革命的英雄主义，忘我的集体主义，所有电影都服从于社会政治的总主题：革命和劳动。② 尽管存在以江青、康生、柯庆施、张春桥等人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极左派、专制派，和以周恩来、陈毅、夏衍、陈荒煤等为代表人物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开明派、实务派之间的路线斗争。③ 但“整个‘十七年’，都是‘载道’传统占绝对压倒优势，领导层虽有‘政工派——鹰派’与‘专家派——鸽派’之别，但两者在‘载道’——‘为政治服务’，‘是齿轮和螺丝钉’这些原则立场方面是相同的，但是‘如何’服务的方式方法上存在很大差异。‘政工派’是狭义的‘直接服务论’者，‘专家派’是广义的‘间接服务论’者。‘专家派’主张题材要广，要讲艺术特征，讲寓教于乐，讲潜移默化；‘政工派’的口号则是‘写中心，演中心，画中心，唱中心’，‘片片工农兵，部部满堂红’，强调‘政治挂帅’，提倡‘主题攀高’等。……‘政工派’强调直接为政治服务，直接配合政治形势。”④ 因此，政党的政治价值观是中国电影第一次转型的价值核心，其中的分歧，更多是领导作风和管理方式的分歧，在“政治正确”的问题上，他们是一致。 回到“十七年”电影的历史语境中，这种政治价值观的存在是有其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首先，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保障国家能在不长的时间里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同时，也使绝大多数公民的生活水平、收入水平、日常消费保持在基本相同的水准线上。没有了经济上的攀比，也就没有了物质消费欲望的膨胀，奢侈性的消费需求完全从公民意识中退场。其次，主要针对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有效地控制了知识精英“异端”思想的传播途径和传播效力，使整个社会的思想舆论都统一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上。具体在文艺方面，就是统一到从《实践论》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形成的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第三，人民大众对于新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未来的信仰。这种信仰是真诚的，是经历了国民党腐败政府，经历了连年战乱之后，人民对于安定生活的向往是人民共和国在建政之初所确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性”的实践结果。因此，政治价值观成为电影价值观体系的重心，是有其不可复制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历史必然性。“十七年”时期，特别是前15年的经济状况和思想潮流赋予了“十七年”国家电影政治价值观的正当性。 但是，在承认“十七年”电影创作中的政治价值观正当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的危险性。就大众生活而言，政治价值观是可以独立于人民的生活形态和社会结构而存在的，它是能够被精英们信奉、宣扬而流行的。⑤ 电影作为大众生活的消费品，并不天然地具有某种政治属性，也就是说，人民在进行电影消费的同时并没有直接参与政治价值观的创造。他们只是被动地接受精英们在电影中输送的政治观念。虽然“十七年”电影中政治价值观被赋予了“人民性”的理念，但实际上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参与。因此，政治价值观很容易被政治精英间的斗争推向极端，而最终远离人民的感受，也远离艺术家的感受。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出现的，而运动过后，感受最差的往往也是群众。钟惦棐先生1956年敲响的那声“电影的锣鼓”，反映了当时电影界对极端化政治价值观的不同看法。但钟老文中对“抽象”观众与“具体”观众的辩证分析，其价值到今天才真正彰显出来。而此一时期对于艺术规律的漠视，也是没有处理好艺术与政治关系的表现。 二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伟大转折。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由阶级斗争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轨道上来，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战略方针。思想解放、经济建设成为此后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中国电影开始了从国家政治电影向主流商业电影的第二次转型。这一次转型经历了从电影经济体制改革到电影文化产业思维变革的艰难过程。转型的核心是承认电影的文化商品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