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八一电影厂拍摄的《秘密图纸》是中国公安题材电影、中国反特影片中的一个重要而亮丽的标杆。 作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的“三大反特片”之一，它在“文革”期间属于极少可以公开放映的“三战一秘”影片之一，可能是缘于它的“红色经典”。而今天，当我们借助于一些重要的回忆资料，回眸并重新梳理中国公安题材电影发展历程时，它对于中国反特影片的突破、拓展、提升或转变的电影史学意义就比较清晰了。 新中国的反特片是伴随着催生新中国诞生的隆隆炮声诞生的。1949年东北电影厂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反特片《无形的战线》，在片头和片尾两次出现“毛主席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做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片头的影像是城市民众列道欢迎解放军进入城市，和工厂人集会、歌舞、庆祝翻身解放，然后就是敌特破坏的熊熊火光……1959年长春电影厂拍摄的《铁道卫士》片头也出现“毛主席语录”：“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这就是新中国最初的反特片发生的历史背景。由于当时在中国大陆还残存已经成为土匪的蒋介石集团的武装力量，由于逃离大陆的蒋介石集团还不断派遣特务进行骚扰破坏，和朝鲜战争对国内形势的影响，剿匪反特成为新生红色政权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新中国最初的“反特片”正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反特”主要是应对那些小股零星武装匪徒和从境外派遣来的特务，“反特”的主体是边防军、是部队。同时，为适应电影创作的艺术需要，“反特片”反特的核心情节往往是侦察人员以冒名顶替的方式“打入”到匪徒特务的内部，在获取匪特信任、掌握匪特情况后，里应外合将匪特一网打尽。所以，那时的反特片从内容讲主要是剿匪，比如《神秘的旅伴》、《寂静的山林》；或防范揭露外来特务，如《斩断魔爪》、《天罗地网》；反特片的核心情节主要是“打入”，比如《虎穴追踪》、《英雄虎胆》、《羊城暗哨》等。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应主要担负反特职能的公安机关以及公安机关的日常工作。公安民警的职业特征在反特片中还鲜有展现。 《秘密图纸》则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也体现着新中国反特片在经过15年的发展后，在艺术表现上的成熟与拓展，将中国反特片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首先，《秘密图纸》将反特片反特的主体从部队转向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的侦查破案得到正面具体的展示。这一转向起源于《秘密图纸》的编剧史超的三个选择：第一选择是他选择反特片。史超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处于电影创作的苦闷期，他先后创作了5个剧本，但《五更寒》被指责为“人性论”的典范、《强盗的女儿》也因“人性论”而流产、《郭亮》尚未发表就被打入冷宫……时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的陈亚丁劝他不如远离“人性论”禁区，写一部群众喜闻乐见的剧本——“写个反特片吧！”一句话让史超茅塞顿开，让他找到了在60年代初期的创作语境下既可施展身手，又可绕开“人性论”禁区的路径——写反特类型片。于是，史超和郑洪、郝光到总政保卫部采集资料，在近一个月的过程中他们接触到近80宗案例，有的是专属部队的，有的是专属公安的，为了在“题材上”相比之以前的反特片“有所突破”，他做出第二个选择——“能否找到一些既有部队参与又有地方公安介入的案例”，于是，他们又来到广州、深圳、沙头角，在广东省公安厅的支持下展开调研。公安机关行动的快捷，公安民警的机智、干练和勇敢、果断给主创人员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侦查破案的公安民警正式进入了中国反特片的创作视野。在这次调研过程中，一个我方与敌特争夺一封机密文件的案子引起史超的注意，于是他又做出了第三个选择——“要把这一‘情报战’作为未来剧本的中心内容”。这样，主创人员很快建构起故事的基本构架：除了盗窃情报的敌特，还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麻痹大意的专家，一个是“马大哈”型的陆大姐，而侦破案件“既有部队参与又有地方公安介入”，这就是后来《秘密图纸》的雏形，三个月后，他们就拿出了初稿。 从“反特片”到“地方公安介入”，再到“情报战”，是一位电影主创人员在电影创作和创新中合乎逻辑的思考，也就在史超这依次递进的三个选择过程中，一个在和平建设时期一般意义上的公安“反特片”形成了。相适应的，反特的客体也从边缘化的、武装团伙的、实施暴力的匪，转为具有平民身份的、个体的、在城市从事秘密情报活动的特务。 其次，《秘密图纸》将反特片的反特过程、方式，或核心情节从冒名顶替“打入”敌内、里应外合全歼敌匪，转向寻找蛛丝马迹，顺藤摸瓜，发现真凶。相应的，反特行动所依赖的，或者说所张扬的，从“打入”英雄的临危不惧、经受考验、查明敌情，转到侦察员依靠群众、细密侦察与推理破案。 “打入”片一般是以发现敌情——打入敌内——摸清敌情——消灭敌特为情节线索，以“经受考验”为情节核心，或者可以借用两部“打入”片的片名，以我方侦察员“虎穴追踪”和“英雄虎胆”为视看焦点。而在《秘密图纸》中反特叙述的方式变化了。随着中国大陆境内武装团伙的匪特基本被剿灭，“打入”式的反特剿匪方式也逐渐淡出。1959年在周恩来总理审看《铁道卫士》时指出“要搞群众化，不要搞神秘化”后，中国反特片更加强调破案要依靠群众和调查研究，破案的神秘性有所减弱。《秘密图纸》正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变化和国家领导人对反特片的要求，将反特故事的叙述空间从边境的崇山老林，转向在中国南方城市中，表现公安机关在边防部队的配合下，依靠人民群众侦破案件。从反特情节的态势看，则是从“打入”敌内、里应外合的全歼匪特，转向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外向内的调查真相，表现的是一个依靠体制的力量和集体的智勇，展开正面强攻的过程。于是，我们在《秘密图纸》的影像中看到石云身着警服，自行车车轮飞转，她走街串巷，寻访当事人，在群众提供的线索中发现了偷公文包的特务的“结巴”特征；看到她围绕蛛丝马迹在室内苦思冥想，或与同事推理分析。与之相适应的，是主创人员否定了将《秘密图纸》拍成“惊险片”或“恐怖片”的意见，而坚持把影片样式定为正剧，其理由是“剧本的故事不是发生在全国解放初期”，确定的“作者塑造的”青年侦察员的淳朴和沉稳的人物性格、缜密和细心的工作作风，以及依靠群众办案的群众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