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推演，风云际会。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电视剧制作和整个文化生产着实热闹，新噱头、新名词轮番登场叫阵，花哨得令人眼花缭乱，但在笔者看来，多为浮游之物，真正能够潜入视众脑际并产生震撼之效者寥寥。2001年和2003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宅门》和《大染坊》却是值得我们注目的两部作品。 《大宅门》、《大染坊》之所以在没有强造声势的情势下却悄然引起轰动，并非完全取决于作品的艺术技巧，重要的是作品显露的英雄意蕴和对英雄意蕴的表达方式。渴望英雄、崇尚英雄乃社会普遍心理，而制造英雄的样本、契机以及选择的表达英雄的方式则是英雄通畅地进入人们精神系统的关键。《大宅门》、《大染坊》是两个比较典型的样本。 一、历史（背景） 历史创造英雄，英雄也可以创造历史。因此，历史不仅是英雄存在、活动的空间，也是英雄自身生活的内容，更是人类文化生产、延续的载体。无论是英雄也好凡人也罢，我们认同特定的人物就无疑要认同与其一起存在的历史。但是，我们追究历史并非简单地、机械地解构历史，而是为了廓清人物产生的土壤，揭示文化存在的基础。 《大宅门》、《大染坊》截取的历史断面皆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大宅门》铺设的时限更长一些，从晚清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近100年历史；而《大染坊》则从民国初年开剧到抗日战争济南沦陷闭幕。众所周知，《大宅门》、《大染坊》设定的这段历史正是中国灾难深重、忍辱抗争的岁月。有道是乱世出英雄，事实上，这段历史的确是中国人才纷涌、英雄辈出的年代。《大宅门》、《大染坊》截取这段历史无疑为英雄的产生选取了最佳的境遇。值得注意的是，两剧提供的这种历史背景除了有重大的历史事件显现之外，文本并没有给予具体的年限，就如莫言的《红高粱》，除了齐鲁大地的红高粱和日本鬼子入侵中国这个大布景、大道具，我们见不到具体的时间、地点，见不到人物、事件发生的确切年代。不过，这种模糊历史具体年代的方法一改传统上抒写英雄故事、塑造英雄人物严格受限于具体的时间、地点甚至真人真事的做派，虽然表象上好似丧失了某些真实感，但实际上它拆除了更多的条条框框，为完成故事塑造人物提供了更广阔天地，使视众突破了非此即彼的认证思维，故事、人物具有了些许虚拟性，增添了许多传奇性，当然，故事因此而更为生动，人物也因此而更富有灵性。 应当指出的是，历史就是故事，历史就是文化，历史本身的生动性必然表现为故事和人物的生动性。我们不能否认任何历史的文化意蕴，我们也不能否认任何历史的生动性，即使再平淡的历史。但是，不同的历史能够造就生动程度不同的故事，也能够孕育和打造不同类型、不同格调、不同作为的人物。反过来说，作为艺术作品的故事和人物所蕴含的历史内涵、文化意义的厚薄是决定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尺度。《大宅门》、《大染坊》把中国近现代历史设置为作品的布景和道具，从更深的层次构筑了作品的故事性，赋予了作品深刻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我们知道，近现代中华民族面临许多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既要救亡图存，又要近代化、现代化；既要继承传统、保持民族性，又要学习借鉴西学、发展新文化，等等。历史的多重性、深刻性决定了故事的多重性、深刻性，复杂的社会矛盾、复杂的社会问题必然交结于历史人物之身，特定历史境遇中的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就不可能不表现出历史的多重性、复杂性，人们抗争历史劫难、突破历史问题、摆脱社会和人生困惑的过程无不具有历史的深刻性，也无不闪耀着英雄的光彩。我们说历史能够造就英雄，同时我们也认为，特殊的历史本身具有史诗性质，因此，不难看出《大宅门》、《大染坊》选择的是一段英雄的史诗。 二、故事（表意） 《大宅门》、《大染坊》的故事是两作品表意的基本载体。当然，《大宅门》、《大染坊》选择的故事是其所属的历史中各种历史可能的一种。实际上，就故事所属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特征而言，许多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构筑的故事更为惊心动魄，更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譬如救亡图存、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等等。但是，作为表意的载体，《大宅门》、《大染坊》撇开了那些更为凸显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而只是选择了历史可能的一种——当时相对潜在的工商企业的故事。我们绝不能说创作者们为了逃避重大历史课题，但我们可以领悟出创作者趋向时尚的倾向。 不可讳言，经济是国家、民族发展的命脉，经商办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但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经商办企业就不是那么急切、那么凸显的问题。因此，英雄人物、英雄的故事都是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摔打锻烤出来的。以我们惯常的思维很难在社会急剧变革的年代从工商企业界的行当中寻觅到英雄的踪影，即便能寻觅到，必定是从工商企业界踊跃到重大历史的风口浪尖并成功成仁。那么，《大宅门》、《大染坊》的创作者为什么选择了经商办企业这类故事，他要表达的意蕴以及提供给我们的思维模式是什么？这不能不让我们在历史和现实寥廓空间中进行思考。实际的情况是，我们不能说过去的英雄在今天就不能称之为英雄，但我们却可以说社会急剧变革年代的显要话题在历史的今天就不一定仍然是社会的显要话题，同样，过去年代的潜在话题在今天却可能成为显要话题，过去进不了英雄行列的人物今天却可以成为英雄。当然，所谓的英雄应该具备英雄的起码要素。 当今社会，国家正在着力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经济、以经济实力壮大综合国力是国家和民族的中心任务。毫无疑问，发展经济、经商办企业应当成为当今时代的显要话题，拼搏在经济大潮中的人们可以成为时代的楷模和英雄。《大宅门》叙说的是古都皇城脚下以祖传百年老号“百草厅”为表意工具的民族传统医药——中药的加工、生产、经营兴衰荣辱、起落回转的故事；《大染坊》讲述的是齐鲁大地从小作坊到大染坊并最终于日寇的炮火下毁灭的民族织染业兴衰的历史。《大宅门》、《大染坊》讲述的故事、叙说的历史虽然无不与近现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密切联系，但它们毕竟远离沙场、远离社会政治力量的较量、历史动荡的前沿。但是，创作者之所以给我们讲述这样的故事，其意旨十分明确，他要告诉我们的是，无论是在国家危难的关头还是和平时期，不仅炮火纷飞的沙场、冲锋陷阵的武士在演绎着英雄的故事，工商企业界同样演绎着英雄的故事。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是由多种力点整合形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这合乎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实际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思想，经济基础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只不过在社会矛盾激化尖锐的情况下迫使其退居到次要位置。但这并未改变经济对于社会进步的基础性作用。应该说，无论在历史的特殊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工商企业界、整个经济领域都为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社会的肯定应该是始终如一的。作品的这种思想主旨是对历史原貌的一种还原。这种表意与现代社会的主潮十分吻合。现今社会的价值导向已完全从耻于言利的方向矫正过来，无论是个人的个体经营、发家致富，还是国家的发展经济、强国富民都会得到全社会的崇尚，致富英雄、守穷狗熊的价值评判模式已经形成。但是，我们不能只强调致富的导向，还要强调致富过程的道德属性，趋利不能忘义，致富不能只利己不利他，特别不能忘记民族大义，正如《大宅门》中的七爷，日本人逼迫与其合作经营百草厅，他宁死不就范；为了支持八路军抗日他冒死偷运药材。作品之所以把经营活动与重大历史事件、与民族大义的抉择联系起来，就在于强调经营活动的道德属性，强调历史人物的价值取向。《大宅门》、《大染坊》讲述这样的故事、叙说这样的历史其用意至少应该有二：其一，告诉人们在那个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工商企业界也为民族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二，让我们明白，即使在那样艰难险恶的历史情景下，先辈的生意人也未敢忘义。今天，虽然追求效益已形成导向，但绝不能让利压倒义。这恰恰又与中华民族尚义的心理相吻合，因此故事很受视众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