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摩尔纪录片一经问世便引来了评论界的一片哗然，因为他的风格完全不同于一般主流的纪录片样式，甚至有人使用了“强烈谴责”这样的词汇①。迈克·摩尔并不因为批评而有所收敛，从他的第一部纪录片《罗杰和我》开始，他的纪录片行文风格在接下去的《科伦拜恩的保龄》、《华氏9·11》和《大家伙》等几部影片中愈演愈烈。并且，因为他的纪录片拥有大量观众以及在世界上获得了各种重要的奖项，起而仿效者和追随者也日益增多。因此，对迈克·摩尔纪录片风格的研究也就成了理论研究工作者们的任务。这一研究的核心问题正如林达·威廉姆斯所言：“发生在摩尔和雅考布逊之间的争论，表面看来是关于纪录片电影作者在依据素材搬演历史场面时应该在什么地方划定界限的问题，但从实质上看，这场争论与其说是为表现事件的意义确定适当的战略，不如说变成了是赞成客观还是赞成虚构的问题。”② 尽管我们可以基本上同意这样的说法，但对于这种容易造成误解的遣词造句不得不有所保留，因为在谈论“客观”和“虚构”这样的问题时，在美学层面上还是在作品形式层面上大有不同。如果我们认定迈克·摩尔的影片还是纪录片的话，那么所涉及到的虚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在非虚构的大前提之下的“虚构”，否则，我们讨论的就不是纪录片的形式风格问题，而是迈克·摩尔的影片是否还能够作为纪录片的问题。 关于迈克·摩尔的影片是否属于纪录片我想是没有争论的，因为他的影片所获得的奖项（国际纪录片协会奖、奥斯卡纪录片奖、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等）大部分都是国际上专业纪录片的奖项，如果对此提出怀疑，便是对世界上相当一部分纪录片专家的专业能力提出怀疑；又因为迈克·摩尔影片拥有大量观众，这一怀疑同时也是针对这一部分观众的分辨能力的怀疑。这样的怀疑不论出于什么样的理由都会显得偏执和狂妄，我们这里的讨论将不涉及迈克·摩尔的影片是否属于纪录片，而是讨论他的影片如何成为了纪录片，以及他的风格为什么能够不同于他人。 实用主义 对于任何一部纪录片我们都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这部纪录片的主题是什么？”、“作者为什么要制作这样一部纪录片？”以及“这部纪录片的意义何在？”并且往往很快就可以得到回答。但是对于迈克·摩尔的纪录片，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却并不容易。比如说《罗杰和我》的主题是什么？马修·伯恩斯坦认为是对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集体贪婪行为”的揭露③。这样的说法其实很牵强，因为“集体贪婪行为”并非一种纯粹“贪婪”的行为，而是一种经济规律，资金流向生产成本低廉的区域，工厂迁往能够实现更大利润的地区，不仅仅是影片中弗林特地区的福特汽车厂在20世纪80年代迁往了第三世界国家，而是历来如此，至今不改。而且不仅是美国，世界各国也多是如此，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科伦拜恩的保龄》是在揭露枪支弹药生产营销者的贪婪吗？看起来好像是，但是我们在影片中并未看到对于枪支弹药生产销售企业利润情况的周密调查，因此“揭露”说似乎软弱无力。《华氏9·11》是在揭露美国总统因为家族和阶级的私利而有叛国的行为吗？看起来好像是，但作者罗列的大部分事实都加入了作者个人的猜想和推测，因此这一揭露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并非客观的败坏他人名誉的游戏。如果说迈克·摩尔纪录片的主题不是很清晰的话，那么，他拍摄这些影片的意义和目的何在？ 迈克·摩尔纪录片的出发点与一般的纪录片很不一样。首先，他的影片不以向观众提供认知，即传授信息和知识为主要目的。其次，也不是以娱乐观众为主要出发点，尽管作者在影片中尽可能地提供了某些娱乐的因素。第三，我们也看不到作者在影片中试图向观众灌输某种意识形态的观念，如同常见的那些宣传性纪录片那样。认知、娱乐、宣传这三个在纪录片中常见的因素在迈克·摩尔的纪录片中都有，但都不占据影片的核心地位。换句话说，这些影片既没有打算向观众提供详尽的认知信息，也没有打算娱乐和宣传。我认为迈克·摩尔制作这些纪录片的目的是极其实用主义的——即把这些纪录片作为工具，为那些受到伤害的民众讨说法，争取同情，或者干脆就是出气。安娜·米西埃克因此说：“迈克尔·摩尔的电影、著作及演说，试图在美国公民中点燃一股基本的民主驱动力。他扮演着一个煽动者的角色，提高观众的觉悟意识，向权力精英发出了争辩的声音。”④ 迈克·摩尔在纪录片中表现出的这种态度显然与一般媒体的立场有很大不同，作为媒体一般来说需要保持一定的中立，以显示自身公正的立场，尽管这样的“中立”和“公正”往往只是表面的做作，即便如此，但依然是必不可少，这已经成了游戏的规则。甚至被写进了许多国家关于新闻媒体的法律。迈克·摩尔纪录片从根本上来说是无视媒体规则的，他旗帜鲜明地站在自己认定的立场之上，并且毫不避讳这一点。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够将他的纪录片与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政治电影传统联系在一起。哈贝马斯关于法哲学的论述中提到：“一种批判性的社会理论，尤其不能局限于从观察者的角度出发对规范和现实之间关系的描述。”⑤ 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我们也许可以把迈克·摩尔的立场看成是哈贝马斯所主张的非传统立场。 其实，实用主义类型的纪录片由来已久，电影史上最早的影片，如慕布里奇拍摄的有关马在奔跑的时候是否四蹄腾空的影片（严格地说是连续的照片），马莱拍摄的有关人和动物运动的影片等等，都具有十分明确的实用主义目的，而不是仅仅为了让人观赏而制作的。我们一般所谓的电影，都是为了让人们观赏而制作的影片，也就是从卢米埃尔开始的电影。其实，在电影中间一直包含着那些实用主义的影片，只不过因为没有，或者少有观众而不彰显罢了。比如科学家为了了解动植物的生长而拍下的影片，为了了解微观粒子的运动而拍下的影片，等等。这些例子都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在社会科学的领域是否也有实用主义的例子呢？回答是肯定的。实用主义纪录片的鼻祖是我们熟悉的荷兰人伊文思。伊文思从拍摄自然科学和先锋派纪录片开始，逐步转向了社会实用主义纪录片的制作。这是伊文思非常不同于他人的地方，既不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格里尔逊为首的英国纪录片学派，也不同于当时苏联带有明确宣传意识的影片。伊文思拍摄了一系列具有实用主义风格的影片，如《博里纳奇矿区》，伊文思拍摄这部影片完全是为了矿区的工人，以致他明知道这样的影片可能不能被公开放映还是坚持拍完了这部影片。《西班牙土地》则是一部为了西班牙革命募集资金购买战地救护车而制作的影片，为了这一目的，伊文思在影片中甚至有意回避了战争中的政治状况。托马斯·吴沃在自己的文章中将伊文思这一风格的影片称为“政治信仰”纪录片，并罗列了这一类纪录片在过去和今天表现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