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及其本土适用性 在纪实影像领域，近几年来出现的一种趋势有必要引起新闻传播学界和历史学界的关注。一方面，一些影像工作者正自觉地将历史学、人类学等社会人文科学的意识、观念与方法注入纪录片的制作，用影视叙事的方法重新建构历史文本。另一方面，以视觉人类学、影视史学等学科分支的兴起为代表，影像日益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通道和学术范式，成为诸多社会人文学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笔者曾在《影像与历史——影视史学及其实践与试验》中提出，“如果能把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思维、观念和方法，有效地引入影像记录，进而更全面、科学和有效地记录现实社会，对于面临发展瓶颈的影像媒介，不仅是一个全新的机遇，更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① 本文将延续这一思路，在更具体的切口上尝试，即把20世纪最富创见的历史学派——法国年鉴学派（The Annals School）的史学范式，引入到日常影像记录活动中来。 19世纪，在西方史坛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德国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实证史学。这个学派倡导把史学改造为由专业上训练有素的史家进行操作的一门严谨科学。这种史学科学化的进程，首先表现在对史料的苛刻要求上。然而，对史料的过度强调，甚至主张“史料即史学”，一方面导致史学研究的微观化、碎片化，另一方面史学研究也不得不过度倚赖可供考据的官方文献。到了19世纪后期。实证史学的缺陷已相当明显：研究视野狭隘，集中在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和精英史；史料单一，仅限于官方文献；学科封闭，在分析更为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演进问题上，与社会学、人类学等新兴社会科学相比显得捉襟见肘。 出于对实证史学的某种反叛，法国新史家布洛赫（Marc Bloch）和费弗尔（Lucien Febvre）于1929年1月15日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并初步形成年鉴学派“本身所固有的精神和个性”。在本体论上，年鉴学派主张历史是关于人的科学，而且是复数的群体的科学。在认识论上，强调现实与过去的关系，即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去理解过去。在方法论上。注重分析、提问对史学方法论的重要性，以问题史学代替叙述史学，后者的弱点在于用描述和叙述代替一切，以单线的因果逻辑遮蔽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倡导科际整合，广泛借鉴其它学科的思维与方法为我所用。第一代年鉴史家首先以被传统史学所忽视、但视野更加广阔、影响更为深远的经济史和社会史作为突破口，构建他们心目中的总体史。 二战结束后，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成为年鉴学派的领军人物。在他出版于1949年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布罗代尔开始尝试以三种时间段重新建构地中海的历史。多层次的史学架构和开阔的观察视野，重新还原出地中海缓慢发展但却强有力的历史风貌。9年之后，布罗代尔在《长时段：历史与社会科学》中全面阐述了他的长时段理论（Long Periodic Theory）。文中他将历史时间分为三种时段：短时段是政治、军事、人物活动的时间，常以一天、一月或一年为计量单位，是“惊人的新闻”，“爆炸掀起的烟雾充满了当时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火光一闪即已过去”，是最任性和最富欺骗性的时间；中时段是社会、经济、人口、文化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而形成一定周期和结构的现象，以10年、20年甚至50年作为度量单位；长时段是地理与生态环境、文化与心态结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时间，一般以世纪为计量单位，在这一时间范围内人们可以观察到历史演进的内在运动。的确，人类社会包罗万象，宫廷政变、区域战争、政治体制、价格曲线、人口增减、文化观念，乃至地理生态，从微观到宏观，历史分析需要更宽广和富于变化的衡量尺度，“无论研究过去或研究现在，都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社会时间的这种多元性”，新史学只有“在其乐队补充完整后才能开始合奏。”长时段理论的意义，不仅是简单的观察视野扩大、考察时段拉长，更在于其超越了平面、单一和缺乏变化的传统史学时间，“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②。此后，布罗代尔又在两部重要著作中强化了另一变量——“经济世界”。所谓“经济世界”，是由一个已相当开发的中间地带和广大的边陲地区所组成，核心与边陲之间存在不平等的差异，这种结构促成该体系内上下层级之间的经济交流。它给历史书写增加了明确的地理空间要素，以及从地域间相互关系理解历史的整体角度。长时段的时间维度与经济世界的空间维度相互映照，形成了布罗代尔完整的总体史架构： ①主张跨学科的研究，超越专题研究的限制； ②提倡从多层次、多角度来探讨和观察历史现象，并且尽量地把所观察的时间拉长、空间拉大，以便进行比较性的研究； ③强调透过时间（三种历史时段）和空间（地理史学、经济世界）的整合，来探究历史的多重复杂面向。③ 在布罗代尔的努力下，总体史的史学范式日趋成熟，年鉴学派也迅速完成向体制内身份的转变，从而确立在法国史学界的主流地位。然而，年鉴学派对总体史的强调，除了新史学的理想之外，也是为了取代实证史学的策略性需要。作为代价，事件、个人和政治在历史中的能动作用被大大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