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尼的影评生涯

      一、摇摆的主题

      1980年1月，安东尼奥尼收到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一封来信，巴特在信中借用尼采曾经划分过的两种人——牧师与艺术家——表达他对安东尼奥尼的敬慕。巴特用三种气质形容安氏的作品：警觉、智慧与脆弱，认为安东尼奥尼是真正的“现代艺术家”。安东尼奥尼在给巴特的回信中没有直接回应这三种气质，反而对巴特在《明亮的房间》(La Chambre claire)中提到的“摇摆的主题”(le sujet ballotté)非常感兴趣：“您提到的存在于两种语言之间的摇摆主题让我惊讶，一个是表达语言，另一个是批评语言。难道艺术家不也是在这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摇摆的主题吗，一个是表达语言，一个非表达语言？是的，这就是艺术创作无法解释也无法回避的命运。”①这封信还没有写完，安东尼奥尼便通过电话接到了罗兰·巴特的死讯，于是，这场精彩而短暂的有关三种气质与摇摆主题的对话便永远地中断了。

      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是复杂的，他的影评也是复杂的。在电影之外，人们主要通过安氏的访谈认识他的电影，然而在成为职业导演之前，安氏曾经有过一段足够完整但很少被提到的影评人生涯。从1935-1949年，他做过14年影评人，在这段时间里总共写过近200多篇影评，其中的重要文章直到1993年才在意大利出版。由于安氏的早期影评发表在各种刊物上，二战期间还用笔名维斯(Vice)发表过许多影评，其中有些没有署名，这让统计和辨认安氏影评成为一项长期工作，这项工作最早由意大利学者阿尔多·贝尔纳蒂尼(Aldo Bernadini)开始，他在20年里找到并确认了已知的近200篇安氏影评，以让世人知道：世上不仅存在着一个“警觉、智慧和脆弱的现代艺术家”安东尼奥尼，还存在过一个“在两种语言之间不断摇摆的主题”的影评人安东尼奥尼。由于在写影评的过程中有6年伴随着电影创作，换句话说，在这段时间里，安东尼奥尼思考的问题始终在批评的语言与表达的语言之间不断摇摆，对他的电影观念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影评及其观点，就像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AndreTarkovski)的影片《雕刻时光》、法国导演罗贝尔·布莱松(Robert Bresson)的著作《电影书写札记》一样，成为我们理解安东尼奥尼电影的一把钥匙。

      

      二、费拉拉与《波河通信》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1912年生于意大利北部的工业小城费拉拉(Ferrare)。这座位于意大利北部波河平原的城市留给安氏的印象是复杂的，在他的几部关键影片中，费拉拉及波河地区都是主要背景。他的第一部纪录片《波河上的人们》(Gente del Po)、第一部剧情片《一个爱情故事》(Cronaca di un amore)都是在费拉拉拍摄的，他的第一部彩色片《红色沙漠》(I1 Deserto rosso)中的工业城市也取自费拉拉，最后一部影片《云端之上》(Al di là delle nuvole)中的一个段落在费拉拉取景，他的最个人化的影片《呼喊》(I1 Grido)也是在波河平原拍摄的。

      波河地区经常出现的薄雾，时常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安氏影片中，围绕在主人公周围，形成了安氏电影特有的朦胧的存在主义诗意。对于故乡费拉拉，安氏在拍摄《蚀》之后的访谈中进行过否定，也在出版剧本集时进行过缅怀。总之，费拉拉留给安氏很多收获，除了提供很多故事背景，以日报《波河通信》(Corriere padano)最为重要，这是费拉拉留给他的最重要的精神慰藉。1936年6月30日，24岁的经济学专业毕业生安东尼奥尼在这份地方报纸上发表了第一篇影评，从此成为影评人。

      尽管安东尼奥尼的电影充满了“后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postreligious marxism and existentialism)意味，②但他的精神资源并非来自当时的哲学思潮，他甚至认为自己因很少阅读哲学而写作生涯不会太长。相反，他的影评则充满了温和的批评品格和诗歌般的文采，他称自己当时是“存在主义分子”。他曾经于第一时间在书店里发现了法国哲学家阿贝尔·加缪(Albert Camus)的存在主义名作《局外人》(L'étranger)，并且曾经打算将其改编成电影剧本。

      从1936-1941年，安氏在《波河通信》发表的90多篇文章是他作为影评人的第一批重要文章，这些文章广泛涉及电影美学的各个方面。1937年12月17日，他发表了《智力的缺席》(Assente:intelligenza!)，这是他的第一篇在意大利引起重视的文章。在当时，这篇文章相当于意大利版的“某种倾向”，③总结了意大利电影的现状，并提出意大利电影只有更“真实、克制和现实”才能有出路，很早就表达出一种“新现实主义的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