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六发生在威尼斯的事情，一时间变得有些像一部介于科幻片与意大利式喜剧片之间的电影，而且伴随着西部片式的冲撞。在那座圆形剧场，里帕·迪·米亚纳与威尼斯双年展①的官员们绝望地进行着抵抗。中国外交官员，意大利外交部长，意大利驻北京大使，意中友协人员，警察，消防队，以及其他中国迷，都围着他们团团转。这个故事值得关注：中国抗议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即将在凤凰剧场(Fenice)上映。意大利政府已尽一切可能制止影片上映；威尼斯双年展则以维护信息与艺术表达权的名义进行抵抗；在最后关头，威尼斯市警察局长跑来为北京方面提供援助，他发现凤凰剧场已经无法作为电影放映厅使用（但是在这之后有关方面对这家剧场什么也没有做，照样放映了一个星期的电影）。米亚纳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了措词谨慎的对警察局长表示“同情”的言辞：他是“被迫介入这种卑鄙事务”的，并通过电话告诉了他的同事。他在半小时内解放了奥林匹亚电影院，这里正是巴巴拉·斯特莱桑德在一群卑鄙之徒的追赶下逃离的地方。虽然这里的放映活动开始了，但是警察们却以如此的方式围困着拥挤而紧张的人群，以至于没有什么事件能给警察局长（警察们的顶头上司）取消最后的紧急措施的借口。焦虑不安的安东尼奥尼再次忍受着他的非常个人的自相矛盾的悲剧——这位怀着爱慕和尊敬之情前往中国的反法西斯主义艺术家，发现自己被指责为受苏联修正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雇佣、引起八亿人民憎恨的反动的法西斯主义艺术家。 现在，双年展坚定而庄严地做了一件很久以前就该做的事情：它给了我们机会观看和再次观看这部三个半小时的受指控的纪录片，以便我们终于能够展开一场关于它的政治和美学争论。 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呢？在电视上看过这部影片的人记得它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以热情和真诚参与中国人民重大事件的态度；在电视上放映的这部影片的正义行为，终于向数百万观众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人道的与和平的中国，不同于西方宣传图解的中国。尽管如此，中国人仍然谴责这部影片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敌视行为，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 据说，安东尼奥尼的这部影片只是被北京的权力机构选择用来推进批孔运动的借口和事件(casus belli)。然而，即使这是真的，也得有一个有效的可信的事件：一次世界战争可能起因于一个太子被害，而不会起因于一个仆人被害。那么，安东尼奥尼影片中的太子在哪里呢？ 因此，有必要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整部作品：不是从意大利的角度，而是从中国的角度。这样做不容易，因为要调动人的全部的人类学触角，而且要警惕这样一个事实：话语和影像因文化不同而得到不同阐释。星期六晚上，我有幸与一位来自香港的年轻的中国电影评论家一起观看了这部影片，虽然他已看过，但他又陪我看了一遍，我们一边认真地看，一边进行争论，他将自己当作具有人民中国文化观和价值观的评论家，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为我评论了这部影片。 现在，肯定可以从严肃的意识形态角度对安东尼奥尼的作品提出异议。作为一个特别倾向于探究深层的生存问题和强调表现人际关系、而非致力于探讨抽象的辩证法问题和阶级斗争的西方艺术家，安东尼奥尼在这部影片中向我们讲述的是这场革命中作为次要矛盾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而非展现作为主要矛盾的革命本身。而且，作为一个能够以熟练的技巧通过强调不重要的事物进行叙事的导演，安东尼奥尼的影片讲述的往往是被赋予多种含义和难以捉摸的模糊性的次要事件，而他的这部影片的观众却最懂得伟大的正面反抗，并透过清晰的意识形态密码所进行的象征性的性格描绘。至此，已经足以开始关于革命艺术的目的和手段的严肃争论，而安东尼奥尼仅仅为自己的诗意影像和艺术眼光的特别阐释权进行辩护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尽管对我们来说这种权力是无可争辩的）；一个既成事实是，另一种美学也在反对他，这种美学似乎否认艺术的权力，但实际上是以不同于西方传统的方式肯定艺术的权力。如果这就是问题的全部，那么一次难得的对抗机会就会自己出现，影片《中国》将成为群众放映之后进行的政治争论的基础。相反，这部影片产生的几乎是物理反应，遭到强烈的和令人厌恶的排斥。 还有一些事情。影片《中国》问题提醒我们，当政治争论和艺术表现在世界范围内卷入不同的文化时，艺术和政治还被人类学和符号学调解。我们无法在不同的文化中就相同的阶级问题展开对话，如果我们不首先解决符号的上层建筑问题的话，通过上层建筑问题不同的文明对于自身来说代表着相同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安东尼奥尼在他的影片中向西方观众传达了什么呢？简单地说，我认为是下面这样一些内容：“这是一个巨大而未知的国家，一个我只能观看而无法深入解释的国家。我知道这个国家以前生活在非常不公平的封建体制下，而现在我看到了通过日常的斗争而获得的新的公平的开端。在西方人眼里，这种公平看起来可能是四处蔓延的严重的贫穷。但是，这种贫穷建立了庄严的生存的可能性，使那些平静以及比我们更为人道的人恢复正常，有时它接近于我们的理想；宁静、与自然和谐相处、祥和的人际关系、顽强的创造力，这种理想可以简单地解决财富再分配问题，在通常是贪婪的领土上。我没有多大兴趣去看中国人能够建设像西方一样的工业；我们知道他们拥有原子弹，但对我来说更有趣的是向你们展示他们如何在相互尊重的工作条件下能以很少的东西建设工厂或医院或幼儿园。我想告诉你们这项任务多么艰辛以及付出了多大努力，并且暗示你们围绕这一切而建立的幸福标准——不同于我们的幸福标准，但也许是为我们建立的幸福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