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以来，中国电影产业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绩，产量、票房屡创新高，创作空前活跃，中国电影终于走过寂寂长夜，迎来了发展的曙光。刚刚结束的“十七大”又为文化产业的大发展提供了坚固的政治保障。因此，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更应该冷静地看到：中国电影产业所取得的这一系列喜人成绩，从某种意义上说，得益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电影赶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快速列车，赶上了一个难得的发展契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使得社会存量资本增多，进入电影产业的可能性也在大大增强。如何合理使用这些资本以促进产业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中国电影产业面临的最重要课题，而其中关键一环就是制片人问题。如何对投资人的资本进行保值增值，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证艺术创作的完整和经济效益的均衡？这是产业迈向成熟发展过程中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的。期望中国电影业界能更专业、更理性地理解制片人在电影产业中的角色与地位。 在好莱坞以及其他国家的电影工业制片体系里，制片人始终处于核心与灵魂的主导地位。对制片人核心职能的强调源于电影投资的高风险性、不可预见性和电影制作的专业化分工，是理性和商业智慧的产物。制片人决策机制，不仅完全针对中国电影业目前普遍存在的、非专业化的“导演中心制”，还在于呼吁中国电影制片体制应将“制片人”的核心职能回归“制片人”本来定位。确立这样一种原则在于强调制片人在电影创作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让电影投资、决策与制作回归理性，让中国电影顺利完成工业化、专业化和市场化的转变。 中国职业制片人从有到无的历史断片 在中国电影百年的发展历史中，1949年以前的上海电影业曾经出现过原始的本土职业制片人的雏形。当时的制片人，都是极具商业头脑的精明商人，深谙电影观众的心理和喜好，对投资精打细算，对电影市场有精确的分析和判断，“处处惟兴趣是尚”是当年制片人的市场取向和投资取向。1921年拍摄的《阎瑞生》就取材于当时轰动上海的名妓被杀案。此片采用纪实风格，在案发现场实景拍摄。与案件一样，此片的上映也带来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尽管毁誉参半，但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长片和第一部成功的商业电影。在当年好莱坞电影独霸上海滩的局面下，《阎瑞生》证明中国民族电影仍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新的电影类型——时事电影。《阎瑞生》虽然表现出极强的商业头脑、经营理念和市场取向，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当时的电影制作毕竟是电影“发烧友”和爱好者的行为，投资人与主创人员还未分开，未形成商业经营模式。到了上世纪20年代后期，因为看到了电影的巨大商业潜力，有钱人才开始对电影投资趋之若鹜，民间资本开始转向电影业。老上海电影制片人（投资人）对电影从选题、编剧、立项，到投资拍摄、发行放映都全程参与、控制。在“左翼”进步电影中也有很多是商业性极强的卖座电影。其实，早期中国电影业确有几位可圈可点的杰出制片人，像罗明佑、张石川、邵醉翁、张善琨、吴性栽等，他们的身份几乎都是电影公司的拥有者和经营者，又都是电影创作的策划者、参与者和决策者，他们的努力直接促成了早期上海电影业的整体繁荣和发展。 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1949年后，中国私营制片公司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国营电影制片厂，电影投资完全成为政府行为。拍摄电影是任务，电影生成完全配合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强调电影的教育和政治宣传功能。在制片领域，国营电影制片厂仿效前苏联电影体系，设总编室或文学部，还设文学副厂长，主要职能除审看剧本外，更主要的是为政治把关。剧本审完，报上一级主管部门，剩下的就是等领导批准开机。国营电影制片厂由国家出钱拍电影，拍什么，上哪部戏，当然由厂领导说了算，如拿捏不准，还得请示上级领导批示。国营电影厂里无“制片人”一职，只有制片主任，相当于好莱坞的制作经理 (Production Manager)，当然无权参与投资决策，不能取代领导或凌驾于领导之上。而制片主任在摄制组是行政和财务的管理人员，不参与艺术创作，相当于机关单位的后勤部长或办公室主任，不具备职业制片人性质。剧组一旦成立，电影一旦开拍，全剧组上下为导演工作服务。在国营电影制片厂体制下，参与电影决策的首先是一群文学编辑。他们从文学角度、党的方针政策和文件精神角度审视剧本，而不是从市场和观众欣赏的角度出发。在电影为政治服务的年代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僵化的电影生产体系尚有其生存土壤。 中国制片体制现状 改革开放后，政府对电影逐渐放开，民营影视公司和社会资金逐步进入电影制作和发行领域；中国加入WTO后，本土电影市场放开，中国电影面临海外公司进入和自身开拓海外市场的挑战；跨入21世纪，中国电影商业化、市场化步伐加快，电影制作体制和经营体制发生根本变化，民营电影公司逐渐成为电影市场主流，但本土电影投资与制作却呈现非专业化、非理性趋势，此时的制片领域，计划经济时代电影创作的“导演中心制”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并进一步发展成“新导演中心制”。 1.新导演中心制 很多民营电影公司的投资人和制片人初涉电影领域，良莠不齐，业务素质低下，导演成了唯一懂电影的权威。导演职能和权限开始膨胀，已然超越国有电影制片厂“早期导演中心制”范畴，某些“强势导演”甚至成了自己影片的投资立项决策人，他们不懂经营，不懂市场，不具备职业制片人的专业素质，却实际拥有数百万、上亿资金项目的决策权，从而形成“新导演中心制”的典型形态。“新导演中心制”的另一种形态便是导演拿着剧本和项目找投资人，一旦有人投拍，导演便身兼导演和制片人二职于一身，然后架空制片人，一手遮天，不受约束。未来电影拍成什么样，只有导演一人心知肚明，投资人、制片人两眼一抹黑。而导演对投资不负担责任，公映与否、赔赚与否他不管，电影拍完导演拍屁股走人。而这种导演同时还承担制片人的工作，分身乏术，不能全力以赴投入创作，势必也影响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