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064（2007）04-0088-05 “社会分层”一词既指社会的分层状态也指分层过程。在现代社会，社会分层状态主要由劳动力市场中的等级层次和职业位置的层次来确定。不同的工业社会在职业等级的分层方面基本一致，其范围都从处于等级层次顶端的专业人士、管理人士到处于底瑞的无技术劳动力；作为过程的社会分层是指个体被分配到不同职业等级层次的分层机制的运作过程。大多数学者认为，教育是现代社会中将个体培养成不同的劳动力并将其分配到不同职业层次中的主要途径。如美国教育学家乔·斯普瑞提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观念，即教育是社会的“分类机器”[1]。 职业教育这种在现代社会中主要为个体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做准备的教育类型，总是由于其将毕业生划分入较低的社会层次中而受到指责，甚至有人从教育公正的角度提出取消职业教育的建议。因此，西方学术界对职业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重视，形成了不同的学说，其观念和认识也不断深入。 一、两种代表性的观点：职业教育提升劳动力抑或阶级再制 关于职业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最有代表性的针锋相对的观念。即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职业教育推动劳动力在职业生涯中持续上升的学说与基于新韦伯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职业教育具有阶级再制功能的学说。 持人力资本学说的学者从职业培训和劳动力市场准备的角度来理解和看待职业教育。他们认为无论是职业性知识还是学术性知识，都能够让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收益。这些学者肯定职业教育用技术来武装学生，增强了他们在工作中的生产能力。因此，受过职业培训的个体由于适应了市场需要，比那些未受过培训的个体更容易获得雇佣和取得较高工资。贝克尔1975年出版的《人力资本》一书是此种观念的重要代表，他认为教育和培训是一种对人力资本进行增值的投资。一个人通过教育和培训获得了生产技能，从而收入增加，这就是他的教育收益。一般来说，个体所受的教育和培训越多，收益就越大。此书还指出，通过在职培训，能够增加职工的人力资本存量，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对受培训者和提供培训的企业都有利。此外，John Bishop 1989年发表了《高中阶段的职业培训：何时能收益？》一文，通过对美国高中阶段职业培训成效的研究，指出在高中阶段的职业专门教育降低了那些学术性学习成绩较差学生的辍学率，而且，与工作相关的培训增加了毕业生的工资和就业率[2]。Blossfield在1992年发表了《德国双元制是现代职业培训体系的范本吗？——对不同职业培训体系如何应对职业结构发展变化的国际比较》一文，指出现代工业化国家的职业结构处在持续变化中，尽管德国双元制仍然需要改进，但完全可以作为现代职业培训体系的范本。并且指出职业培训与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密切相关，可以使受训者摆脱无技术的状态，成为合格的劳动力[3]。 持阶级再制和社会拒斥观念的学者则不认为职业教育的功能在于提升劳动力，而更强调职业教育的社会分流功能，即职业教育的受教育者被分流和定性到较低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中。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主要有如下重要观点： 1.教育分流影响了教育和就业方面的平等。这主要表现为来源于较低社会阶层的学生被明显地分流到较低的社会轨道中，他们进入大学的机会被明显降低，因此，他们进入专业化职业和其它社会声望较高的职业的机会也被明显降低[4]。 2.被分流到职业教育轨道中的学生，其教育获得会明显下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同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到学习效果的好坏。如果身处受过良好教育和学术成功的学生群体之中，个体更容易获得学习上的成功。反之，由于职业教育通常接受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这就意味着剥夺了这些学生在学风良好的班级中接受教育的机会。第二，职业教育所提供的课程针对某种职业，限制性很强，学生几乎没有机会接受更为高级和更为宽泛的课程。第三，职业教育中的教学往往维持在一种低智力水平，相比较而言学生所能学习到的知识更少，而且这使学生在学术测验中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日益减小。第四，进入职业教育的学生由于被附加了低能力的社会标志，这也间接表明这些学生具有较低的社会价值，这严重影响了学生们的自我期望值和自我认同感[5]。 3.有学者指出通过职业教育进行分流，在不同的教育轨道中对学生进行的社会化，这有助于再制阶级间的不平等。Bowles等人指出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明显地被分流到职业教育的轨道中，在这一轨道中，学生们逐渐接受成为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并逐渐社会化；相反，在学术轨道中的学生，其社会化过程则是在接受管理职业或专业职业的价值中完成的[6]。 4.由于对职业教育的这种批判性和否定性的认识，不少学者开始否定学校教育内容与个体工作业绩之间的相关性，并且认为与职业相关的技术基本上是在工作中获得的，而不是在学校中习得的。这些学者常常引用Spence提出的“信号”（Signal）理论，即高学历兼有高薪资的现象，不能证明学校教育足以提高学生的生产力，可能只是市场的文凭主义（以文凭取才却不顾实力）在起作用，“文凭”就是一个“信号”。因此，学校就是简单的分类者和打标签者，学校成为工作申请者能力的显示器。好学生被假定为聪明的、勤奋努力且遵守纪律者，这也是雇主所接受的雇员标准。职业教育则是学生的另一种标志，它表明学生的态度不端正，学习成绩差，接受能力弱等等特点[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