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电影的锣鼓这场争论，将来这笔历史怎么写，现在还很难说呢” ——1956年6月钟惦棐写给王长庆的信[1] 1956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较为宽松气氛的鼓舞下，《文汇报》针对当时电影业出现国产电影普遍上座率不高等问题，于11月14日开始，至12月22日截止，发起了一系列以“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为题头的文章，共计40篇，①随后，从1956年12月25日起至1957年3月24日止，又以“电影问题讨论”为题头，发表讨论文章约15篇。《文汇报》持续四个月的讨论，影响极大。本文通过考察《文汇报》以“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为题头的40篇文章，特别是钟惦棐先生的《电影的锣鼓》一文②对电影问题的批评，试图探讨当时电影评论所触及的电影艺术本质问题，对当下电影评论写作提出一点思考。 一、“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 从1956年11月14日开始，至1956年12月22日止的“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讨论，针对当时电影界出现的问题，“讨论的问题涉及到电影艺术的指导思想、电影领导部门的工作方法和作风、电影审查制度、电影演员的使用和积压、电影艺术传统的继承以及电影与观众的关系等方面”。[2]这次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是电影艺术本质的问题。 建国以来，电影界普遍强调“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有力武器”，片面强调电影的社会功用，极端忽视电影的艺术本质，使得电影事业遭到较大的破坏，普遍出现了电影艺术水平差、影片观众上座率低等问题。以“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为题头所发表的四十篇文章，均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涉及到电影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在纠正极端强调电影政治功用的错误问题上，《文汇报》的讨论从看待艺术传统、尊重创作规律、导演中心制、重视受众等方面，呼吁强调电影的艺术本质。 （一）看待艺术传统 最早涉及看待艺术传统的文章，来自于陈鲤庭先生的《导演应该是影片生产的中心环节》一文。陈鲤庭指出，“割裂历史传统的作法曾给我们的新电影事业造成了若于损失。中国电影的历史传统……是特别值得参考和深思的”。[3]汪巩先生更为直接地指出电影界目前存在的割裂电影历史传统的问题，他指出，“有一种理论曾经流行一时，就是非常强调‘人民电影’它是从1947-1948年在东北开始建立的，实质上就是不承认解放前中国电影的进步传统。这种割裂历史的看法是以这样的理论作基础的：就是简单地认为过去的中国电影都是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服务的，只有人民电影才是为工农兵服务”。[4]汪巩先生针对“人民电影”的评论与钟惦棐先生《电影的锣鼓》一文的评论不谋而合。导演孙瑜和石挥先生的文章也就对待电影传统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石挥先生《重视中国电影的传统》一文。石挥认为，解放后，对中国电影的过去一概不谈，“但是无论如何，人民电影事业不可能平地一声雷似的从新开始，它应该有所继承才能大踏步地发展前进”；“解放后，对中国电影的过去既然不谈起，因此，对从旧社会中生活过来的电影工作者也就不重视”。[5]瞿白音先生的《放手及其他》一文，辩证地认识到，“传统问题涉及的面比较广，比较复杂。我们有创作思想上和创作方法的传统，有创作人员相互间的创作关系的传统，有企业经营管理上的传统等等。认为过去没有传统，是不对的。但认为过去一切都好的怀古主义态度也是有害的”。[6] （二）尊重电影创作规律 讨论涉及最多的则是如何尊重电影创作规律的问题。讨论文章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电影行政管理上的官僚主义作风，二是电影艺术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题材单一。多数文章都涉及到电影行政管理上的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如石方禹先生的《需要合乎艺术规律的领导》、徐苏灵先生的《导演应该有创作上的主动》、陈鲤庭先生的《导演应该是影片生产的中心环节》、杨村彬先生的《根本问题是不符合艺术特征》、师陀先生的《问题的症结在于工作制度》等文章都涉及到“以行政为中心环节”的问题。 陈鲤庭先生在《导演应该是影片生产的中心环节》一文中指出，电影生产组织上，“电影领导没有很好地把握电影生产组织上的传统的中心环节。他们把编剧、导演、演员以及技师等分门别类地平均地一把抓，然后从领导制片的种种行政角度来征选剧本，给剧本配导演，给导演配演员”。汪巩先生在《电影事业走过的一段弯路》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有些电影领导）对于每一个电影工作者最关心的基本要求：艺术的实践，却表现出漠不关心”。杨村彬先生的文章则从剧本创作、生产组合、发行放映三个方面指出行政管理不符合艺术特征的弊端所在：“剧本创作问题上形成简单的上级命令、下级服从的不适合艺术创作的情况；生产组合方面形成‘强迫结婚’，少数服从多数的不适合艺术工作的情况；发行放映方面形成‘只此一家’，没有竞赛，这一不适合艺术工作的情况。”[7] 对于电影艺术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题材单一的问题，木白先生的《拍摄过程中的“清规戒律”》、白沉先生的《典型和唯成分论必须分清》、李大发先生的《情节枯燥乏味》、唐漠先生的《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等文章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木白先生举出若干实例，说明“领导干涉过多、限制过严”导致影片质量下降的问题。如“领导对电影情节中，同学们到小蕙家去时没有敲门就直接开门进去，认为有失礼貌”。[8]白沉先生指出题材范围狭窄、人物性格统一、电影技巧谈得少等问题。白沉先生认为，电影的人物典型问题，总是和成分论混淆不清，领导往往以人物不典型为由，否决诸多具体的人物形象，这就导致人物性格单一，主题思想先行等问题。[9] （三）导演中心制 与电影创作中的以行政为中心环节相对，导演中心制的问题在这次讨论中被提及。最为直接提出导演中心制问题的文章是孙瑜先生的《尊重电影的艺术传统》一文，孙瑜先生指出，“（中国电影传统中，）我认为最重要、最浅显易见、但偏偏在今天的电影事业里被忽视和违背的一条经验就是导演在艺术创作上的中心地位。导演是三军的统帅。……（导演中心制）资本主义国家的导演是如此，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导演是如此，中国过去的导演也是如此。这是电影这一综合艺术的发展规律”。[10]孙瑜先生的振臂高呼，对当时以行政为中心、行政干涉创作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孙瑜先生本人在“文革”期间也因此受到极端摧残。除此之外，徐苏灵先生的《导演应该有创作上的主动》、陈鲤庭先生的《导演应该是影片生产的中心环节》等文章也都提到电影的导演中心制问题。[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