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法国有一部纪录片，名为《课间休息》。该片以法国某小学为背景，拍摄了学生们在课间休息时间的所作所为。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展示这个年龄阶段孩子活泼、积极的一面，而是把镜头更多地对准了传统意义上较为消极的和地下的一面：学生们抽烟、打架、勒索、恐吓……在我们看似纯真的花季时代，孩子的人生竟然与成年社会如此地相似，帮派争斗、弱肉强食、敲诈勒索……课堂内的庄重严肃的传统教育气氛与课间休息时赤裸裸的暴力倾向形成鲜明的对比，使观众不得不去反思和质疑教育的意义、社会影响以及人性等问题。 我一直以为，优秀的纪录片如果仅仅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仅仅提供给我们已知的传统价值观念、社会常识和法则是远远不够的，它还应该提供给我们创作者对现实的思考，而这些思考又不是陈词滥调的。一句话，优秀的纪录片要体现出反思和质疑的批判精神。 纪录片与故事片不同，纪录片是把真实放在第一位的，而故事片是虚构的，它并不一定真实。好莱坞大片从真实的意义上看，它的价值很低，可是从娱乐的价值看，好莱坞大片却有很高的地位。好莱坞电影的目的并不是真实，它追求的是各种奇观，最终目的是获取金钱。纪录片却正相反，它经常在看似平常、自然、和谐的日常生活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对此进行反思和质疑。好莱坞式的电影也提出问题或难题，它的主人公在影片开始的时候常面临各种问题，比如失业、失恋、失去亲人等。没有问题，影片就不好看了。但最终这些问题都会以好莱坞的方式得到解决和克服。有一个形象化的笑话：好莱坞是以离婚开始，以结婚结束的。而纪录片留给观众的不是简单的问题解决，而是问题的开始。仍用这个比喻，纪录片是以结婚开始，以离婚结束。结婚是一个封闭性的结尾，离婚却是一个开发性结尾，它激发人们去思考今后的问题。当然，结婚令人高兴，离婚却令人焦虑。1973年，电影大师、波兰导演基耶斯罗夫斯基曾经拍摄过一个名为《初恋》的纪录片，记录了一对恋人从准备结婚到结婚、生子的过程。《初恋》的过程纪录向观众揭示了一种情况：恋爱是美好的，结婚也是幸福的，可是结婚以后的日子并不都是阳光灿烂的。 人人都会提问，提问并不难，而且纪录片制作者不是政治家，它只是提出问题，并不需要找出问题的解决办法。可是，提问也有一个质量问题。如果你提出的问题只是常识性的、已经有现成答案的问题，那么此“问题”仅仅是你的问题，而不是他人或社会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纪录片创作者应该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哲学思维。否则，你会提出令人可笑的问题。另外，仅仅拥有知识是不够的，没有独立思考的意识和哲学的思辨能力，你也会人云亦云。这种情况多少有点类似2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同诡辩派斗争所采取的办法，他只是提问，但是苏格拉底的提问是有准备的，他的问题难倒了那些自以为是的智者。所以哲学家认为，苏格拉底的提问是诘问，实际上就是批判，已经具有了哲学的反省精神。① 在我们过去的文化策略中，包含了过多的正面宣传，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至今依然存在。我记得，小时候看电影前加映的新闻简报总是千篇一律地叙说天下形势大好，英雄人物不断涌现，好人好事层出不穷，生产突飞猛进、粮食喜获丰收；现在回头看这些影片，其中不乏浮夸。可是当时的观众却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小孩子有时因为某个问题发生争执，只要有人指出，这是电影上说的，那么争执的另一方一定哑口无言。上世纪90年代，我因为制作了一部反映云南电影90年的专题片，获得了一些新闻简报资料，看后忍俊不禁——人们上山劳动，爬山时，排成一条直线；农民下地干活，走在田埂上，排成一条直线；工人走进车间，排成一条直线。直线是那个时代电影制作的最好象征。 虽然我们这个时代已经非常注意个性化和有力度的深度报道，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等节日已经让我们充分领略了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但是过去那种大一统的思想和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依然束缚着我们的手脚，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和表达。文化并不像物质的东西，你觉得它不好，把它扔掉就行了。文化的影响可能潜移默化地存在上百年、上千年。我们的文化中，特别注重社会和集体的意识和利益，不太重视个体的利益和表达。因此，这种思想也影响我们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对于那些并不会主动思考，对现实问题采取简单认同态度的那些制作者而言，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纪录片人是不可能的。 值得一提的是，云南本土纪录片中优秀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思考已经具有了反思和质疑的批判精神。众所周知，云南是一个地质情况复杂的地区， 90%以上是山地，虽然这里具有非常丰富的民族文化，也是多种文化和宗教并存的地区，但是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的缘故，经济仍然落后。因此，在发展经济的今天，人与自然的矛盾尤其突出。这也是云南本土纪录片之所以把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原因。 谭乐水编导的《巴卡老寨》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西双版纳的边远地区，有一个基诺族聚居的山村。这里的人们依靠种植水稻为生。可是，水源并不丰富。为了提高水稻产量，村长想把不远处的水源引入稻田。可是，修水渠需要资金，村长为此四处奔忙。最终，他仍然一无所获。影片结束在他在州政府碰壁后，失望地走出政府办公室的跟拍镜头中。看过影片的观众，大都会同情他的遭遇，同时也会对影片提出的问题进行思考。 同样，周岳军编导的《雾谷》以一种新颖的手法探讨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元阳哈尼族的梯田是哈尼族引以为豪的自然景观和文化。随着大批游客光临哈尼梯田，当地的人们开始有了自觉的商品意识。他们把过去无偿的行为，如与游客合影、借服装等变成了有偿的服务。该片以电视摄制组的方式介入现实，以拍摄哈尼族梯田为由，请求两个少年协助拍摄，年龄稍大者同意合作，但对每一项支持行为都要求报酬，而另一位年龄稍小的少年不但无偿地协助摄制组拍摄，还劝说村里的人降低出租服装、水牛的价格。可是他的行为却遭到了村里人的指责和辱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