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武林外传》创造了新一轮情景喜剧的收视狂潮，其收视率一度达到9.49%①。有人说，这是一个非常后现代的中国电视剧，体现在对网络文化的模拟，对《大话西游》搞笑风格的模仿，对武侠叙事的颠覆性。但是，我们又可以说，这是一部非常复古的中国电视剧。《武林外传》中，没有英雄式的侠客，只有小市民伦理化的亲情，和主流意识形态所设计的良民逻辑。因此，一个没有了侠客的江湖，也就成为了一个最大的“骗局”。要不就是生活在体制内的良民生活，要不就是生活在黑暗中的邪恶生活，在黑与白之间，不存在“江湖时空”。不但那有关江湖的种种传闻是道听途说，且所谓武林秘笈、神奇丹药、神兵利器、恩怨情仇、擂台比武等等江湖叙事的“道具”，不过是将那些会武术的市民生活神话之后的产物。于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市民伦理和知识分子的妥协与对抗之中，在《武林外传》搞笑化的影像世界中，我们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这个时代的一些最为本质的生存真相。 可以说，该剧巧妙地编织了一个“反武侠”的武侠喜剧，并在主流意识形态、市民伦理和知识分子心态之间，实现了有效的符码重组。这是一个属于官差和市民VS强盗与小偷的影像世界。在诸如稳定的秩序、小资个性主义、喜剧、侠客梦、市民心态诸多能指之间，该剧实现了一种“表面上的统一”。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都能在这里找到快感和意义。一个小学生在“莫小贝”的成名过程中，重温小燕子式的武侠灰姑娘梦想。叛逆的中学少女们心仪“郭芙蓉”式的家庭背景和精灵古怪的性格，温顺的中学少女们则喜欢“无双”的美丽而善解人意，而职业妇女们则在“佟香玉”的身上寄托自己的爱情与人生理想。职场上牢骚满腹的小职员，理所当然地喜欢“白展堂”式的武侠市民，而在丑陋愚蠢的“李大嘴”身上找到优越感。对于那些挣扎在考研、就业和爱情中的大学生们，“吕秀才”正是一个可以自怜自嘲并倾注同情的人物。在和盗贼的斗争中，一个封闭的乌托邦——七侠镇，一个伦理的大家庭——同福客栈，一群大大小小的公差，一群信仰秩序的良民——佟香玉和她的店伙及乡亲们，再一次隐喻了杰姆逊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叙事话语的“国家民族寓言”的判断。 一 方言的运用，是《武林外传》的一个喜剧特色。在小小的同福客栈，聚集了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们。佟老板的陕西口音，白展堂、大嘴的东北口音，是同福客栈的基本方言氛围。在客栈中每个情景中客串出现的操山东口音、唐山口音、山西口音、广东口音、河南口音等等的人物角色，都为喜剧增色不少。而有趣的是，在同福客栈中，有着四个说普通话的配角——郭芙蓉、无双、莫小贝和吕秀才。而且，戏中唯一的正面人物，郭芙蓉的父亲，“配角化”的六扇门总捕头“郭巨侠”，也是讲普通话的。他们不但提醒着我们普通话的存在，用稳定的统一性对抗大杂烩式的方言，而且利用“配角”的戏剧身份，策略地展示出普通话对于各种方言的强大优势，即方言是“戏剧中的主角”，而普通话则是“现实生活中的主角”。所以，我们看到，尽管方言在喜剧中占据着数量的优势，但是，没有一种方言可以和普通话抗衡，他们不过仅仅是喜剧的“大杂烩”而已。同时，我们看到，电视剧不仅在方言的大杂烩中找到了喜剧的灵感，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方言的汇合中，印证着一个类似赵本山东北方言喜剧的政治功能，即证明方言叙事对国族叙事的认同性。正如赵本山成功地将东北形象变成了祖国大花园的语境内的繁荣标志，《武林外传》的方言，并不是在真正突出方言的主体性，而恰恰是在削弱方言的独立性。当我们沉溺于方言的快感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进入了一个叙事的整合策略之中，即方言的存在是以汉语普通话为基础的。各种方言汇聚在一个文化时空——同福客栈，并遵守同一文化法则，则恰好说明了方言的伪独立性。 而从经济学博弈的角度考察同福客栈，无疑也是有趣的。一个吝啬的女老板，雇用着几个廉价、出身不凡的店伙计，却从不担心他们跳槽。同福客栈的经营业绩并不十分突出，但却招致了胡大娘、赛西施等人的嫉恨和打压。因为“同福客栈”的名声好。它遵纪守法、不偷税、不漏税，不搞非法竞争。更为重要的是，在同福客栈，就像“来到了自己的家”。老板不坑顾客，更不会用原始积累的手段残酷剥削和欺压员工。应该说，这是一个基本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的“模范私营企业”。然而，在同福客栈，一切经济改革的可能性都失败了。大嘴厨艺一般，又爱贪小便宜，却无法辞退，莫小贝企图利用展堂说书、秀才画画等等吸引顾客的方式扩大生产规模的也都宣告失败。因为，同福客栈的商业经营半径非常有限。在一个陕西偏僻的小镇——七侠镇，怎么会有很大的客流量？没有客源，提高服务质量、改善经营环境、良好的创意理念、增加硬件和软件的改革举措，都只能变成了一些无用的“经济屠龙术”。同时，我们看到，佟香玉的经商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发财致富，而是为了获得“模范”的口碑和荣誉。为此，她甚至改变了同福客栈的商业功能，上街宣传国家政策，业余帮助官差捉贼。她用良民的伦理，掩盖了商业的利润本质，从而使同福客栈的经营，带有了很强的政治性。可以说，在同福客栈中，政治觉悟和伦理亲情，都是先于商业利润而出现的。在“佟老板错吃人参”一集中，佟香玉陷入了一种政治话语癫狂。她甚至放下生意投入到狂热的政治性公益事业。这无疑是一个极具象征的细节。然而，市民逻辑却更体现在一系列的“谈判”、“竞争”的商业标志活动，如同福客栈的商业竞争、郭芙蓉的爱情谈判等等。对此，李超博士在《中国情景喜剧空间生产的变迁》一文中指出，《武林外传》中的文化时空，正是一个“市民契约”观念与“主流伦理”观念妥协的生产场域②。我们注意到，娄知县在电视剧中是“不在场”的，可是，恰恰是这种“不在场”的“妥协”造成了“最大的在场”，不但同福客栈的兴衰，有赖于他的政策，而且一切“官兵抓强盗”的该剧的核心叙事推动力，都来自娄知县的命名、指挥和决定。然而，在这种中国特色的商业心理中，真实的商业动机和目的，却奇怪地被遮蔽了。或者说，伦理性、政治性，企业和官府的关系，本身已经成为同福客栈，在商业资源相对匮乏的基础上保持合法性的低烈度竞争的“制胜法宝”。这无疑是有强烈的现实隐喻性的。资源相对匮乏，保持低烈度竞争，无疑有益于稳定政治大局，而政治性和伦理性为先，更有利于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之间取得某种微妙的平衡。不可否认，如果我们剔除了“遵纪守法”、“资源匮乏”等等主流虚妄的影像意图，则这种伦理性和政治性，更应该引起我们深思。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武林外传》不仅仅是情景喜剧，更是一个以喜剧命名的时代的巨大的文化逻辑表征，或者说，一个巨大的“反面表征”。因为，恰是在现实逻辑中，当“遵纪守法”和“伦理性”都成为一种商业策略的时候，商业就会在最大化的资本寻租中，结合权力资本的力量，将商业本身变成狂欢式的喜剧。无论形式上如何荒诞、畸形，只要存在利润增长点，就有可能成为商业资本的舞台。谁又能否认，当“超级女声”的策划者煞有介事地宣称“超女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代表”，当“超女青铜塑像”和“超女故事”堂而皇之地成为青少年励志教育典型的时候，打着政治性和伦理性旗号的“佟老板”们，不正是现实最大的利润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