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市场上，红色经典无疑是一个跳跃闪亮的元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影视创作方面，红色经典屡创佳绩，一批“拟红色经典”（也称红色原创）作品，如《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亮剑》等陆续播出，获得良好的收视率。同时，红色创意还进一步辐射到电视节目与栏目的制作中，央视“电影传奇”与“重走长征路”等节目，均以回忆的方式再现当年人与事。 有趣的是，对红色经典的改编却引发了一系列风潮： 2003年，文学杂志《江南》在第1期发表了薛荣的中篇小说《沙家浜》，由于小说和人们所熟知的现代京剧《沙家浜》从故事情节到人物形象都存在较大的不同而引起争议。最终，在社会舆论压力下，2003年第4期《江南》在封二的显著位置以杂志社名义刊登了书面道歉信，向所有读者、新四军老干部和沙家浜的父老乡亲表示由衷歉意。如果说小说沙家浜是在文本实验上“犯了众怒”，那么2004年初亮相的28集电视剧《林海雪原》则遭到更大灾难，受到媒体和评论界的一致声讨，被认为暴露出我国电影电视界重拍“红色经典”之风的许多问题。为此， 2004年4月，国家广电总局专门下发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红色经典在被改编成电视剧的过程中存在着若干明显错误。 随着《通知》的下发，红色经典的喧嚣似乎已经暂时平息，但是，平息并不意味着事件的终结，在红色经典的喧嚣背后存有深刻的文化问题及复杂的权力关系，如西方著名文艺理论家雷·韦勒克和奥·沃伦所指出：“如果把文学只当作单一的某种原因的产物，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1]如果从布迪厄场域观的角度来分析经典问题，我们可以知道，“文学场域充满了战斗，不同的经典观念及其所加封的经典都在战斗，都在争夺。”但是问题在于，红色经典，作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说法，围绕它所进行的联合与斗争，并不是仅仅发生在充分“自主”的文学场域，围绕着红色经典的还有国家话语场、民间话语场、经济场等诸多场域，它们在对自身进行调控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对生产红色经典的文学场产生了支配性影响。布迪厄指出：“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一个客观网络。”[2]根据这一观点，通过分析红色经典事件背后的场域运作，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厘清轮廓，并对红色经典这一事件本身进行透析和反思。 一 场域间的“联合” （一）国家话语场：国家／民族记忆的建构 红色经典，作为文学场域的产物，它的最初形成可以追溯到国家话语场对历史阐述的要求。克罗奇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由现代人书写的，它是国家政权对某一社会过程作出的某种“规律性”“必然性”的“合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所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便是：如何获取民众对于新生国家及其政权的认同；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来说，怎样取得民族之间的彼此共容，确保国家的稳定，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而完成这个任务的有效策略之一，就是重构一个让民众可以共同拥有的民族／国家记忆，以确认政权的合法性。[3]这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红色经典，当年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诞生的基本语境。 值得注意的是，创作红色经典这一类型小说的作者，大都是革命战争的亲历者：《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他们本身就经历了“渣滓洞”、“白公馆”的非人生活，《林海雪原》几乎写的就是作者曲波自己的剿匪经历……革命历史题材写作无疑是作者个体经验的表达，但是当它参与到革命的经典化进程中时，它就不再是一种个人行为。作家们的创作动机，受到了当时文化权威的公开鼓励，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呼吁，“假如说在全国战争正在剧烈进行的时候，有资格记录这个伟大战争场面的作者，今天也许还在火线上战斗，他还顾不上写，那末，现在正是时候了，全中国人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的伟大作品！”[4]在这些作品中，对民族／国家的认知已经隐约闪烁在作家的笔下，例如，《青春之歌》里： 集体的力量是伟大的，是无穷的。当林道静感受到她和小俞不是孤单的、孤立无援的个人行动的时候，她们的心同时被融化在一个看不见的，隔着多少层铁壁然而却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伟大的整体中。 在《保卫延安》中，这种极其自觉的民族／国家意识也时有流露： 战士们掩埋了同志的尸体，刻下纪念的标志，抹着眼泪，擦着脸上的血。他们肩负着历史的担子，祖国的嘱托，人民的苦难，自己的仇恨；他们，要继续战斗继续前进！ 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红色经典不仅证明了当代现实的合理性，并且建构起了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红色经典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当这一特定时代发生转换之后，作品的内在矛盾就会暴露出来：一段时间以来，红色经典也由于过分强调国家意志大于个人意志、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典型人物“高大全”等因素而被文学场无情地抛弃。 但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下，出于对历史延续性和权威地位的考虑，国家话语对红色经典的传播与再造其实始终没有停止。尤其是进入90年代，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消费主义的狂潮席卷并改写了中国城乡的价值观念及日常生活，主流意识形态期望在完成经济转型的进程中，积极提倡弘扬时代的主旋律，以此巩固和稳定国家话语。因此，作为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文化遗产和符号资本，对红色经典的再利用正是国家话语场重塑集体记忆的最佳途径。对此，刘康先生曾有过这样一段分析：“当国家机器正在努力转换、重建意识形态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时候，会从国家建立时代的文化资源中积极找寻有用有益的因素。”[5]从中国的现状来看，这种“积极找寻”主要表现国家话语场在90年代以“仪式化”的方式再造红色经典，在不断重返历史事实中实现民族／国家的再确认，“藉此来定期地重新召唤国家创始初期的那股力量”[6]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