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旧时代的被欺凌者、被践踏者一跃成为新政权的主人，但这一地位的巩固却并非仅仅靠国家机器便可完成，还必须借助意识形态的整合为这个新兴的主人提供一套合法化的论述。影片《羊城暗哨》是一部反特类型片，影片中敌特的破坏活动不是其他反特片中常见的暗杀、爆炸之类，而是一个所谓的控诉代表团组织，妄图到联合国去控诉新政权，其头目更是赤裸裸地表达对新兴主人的不满和不屑：“被那些穷鬼统治”！虽然是敌人的反动言论，却也透露出位居主人地位的劳动者阶层所面临的潜在威胁。相对于旧的统治阶层，新政权的主人在经济上是无产者，文化水准也比较底，即在物质财产和知识财富的占有上都不够充分，因此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重要组成部分的电影需要找到一种恰当的论述方式，消除这两种财富给新兴主人造成的压力，使其获得自信，稳固社会主义的根基。以此视角切入十七年电影，通过它对财产与知识及它们的主要占有者的表述，可以发现诸多饶有趣味的信息。 一、财产：身份认证的绊脚石 1949年下半年，《文汇报》刊发了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论争，在新政权建立伊始便出现这样的论争透视出当时对“资”的警惕与敏感，此后文艺界历次批判运动的焦点也多集中在对资产阶级路线、作风的清理，而论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路线的斗争，私有财产这一话题显然难以绕过。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财产属于集体、国家，而不是个人，拥有个人财产不仅是耻辱的，更会威胁其社会身份的认证，若要扫除身份认证上的障碍，便需以某种方式让财产从个人手中流失，归于国家、集体。由此，政治话语介入到经济问题中，当电影试图以影像的方式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时候，便自然地以经济——政治复合式话语对私有财产加以阐释，围绕私有财产的处理，十七年电影产生了一种主导模式：以人民、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等宏大的意义话语诱导财产占有者主动放弃。 1957年汤晓丹导演的《不夜城》是第一部反映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影片，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以民族资本家为主角的影片。影片中的张伯韩历经军阀混战、日寇入侵与国民党的盘剥，苦心经营其染织厂，在建国后公私合营的浪潮中，他先是抵制、观望，最终交出工厂，加入到公私合营的行列。通过对张伯韩人生轨迹的勾画，影片试图表达这样的主题：民族资产阶级只有放弃私有财产、融入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有出路，民族资产阶级只有经过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才是光荣的，其意识形态性相当鲜明。为保证其意图的实现，影片创造了种种条件，促使张伯韩无条件地、主动地上交产业，为此影片在情节构架、人物关系设置上都煞费苦心。情节上，影片省略了张伯韩在抗战期间的艰辛经历，对他在国民党统治下差点被逼上绝境的遭遇则加以详细展示，由于新政权的建立，张伯韩免于破产的命运，并且新政权实行扶持民族工业的政策，不仅使其事业得以继续发展，还迎来了黄金时代。这样，新政权之于张伯韩便有了知遇之恩，在道义上为张伯韩顺应政策、上交产业奠定了基础。同时，影片强调了张伯韩的私营产业在合营之前所遭遇的困境：机器老化、事故频繁，产量下滑、管理混乱，以此证明公私合营的客观必要性。同时，影片安插了张伯韩妹夫凌大年的背叛和弟弟、弟媳的纷争，将经济财富作为人伦亲情的破坏力量加以鞭挞。一直在张伯韩工厂里做工、现在已经是工会委员的沈银弟是新兴工人阶级力量的代表，也是新政权政策的执行者，她承担着对张伯韩的诱导、劝说任务，同时彰显新兴主人的身份。对于张伯韩而言，产业不仅是他一生的心血，更是其身份的象征，但这种身份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却是非常的不合时宜，因而其产业也便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不得已只有出让，以经济的付出的换得政治上的安稳。在这一过程中，张伯韩由一个民族资本家到社会主义拥护者的心路历程被简化，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被遮蔽，财产的最后归属成为影片的叙述动力和核心。 张伯韩对频频劝导他加入公私合营的沈银弟颇为恼怒，尽管她现在的身份是工会委员，但在张伯韩的心目中，她还是过去他工厂里的一个工人，是受他约束的对象。对工人阶层的心理优势感促使张伯韩抵制公私合营，他念念不忘的是“不能让这些工人们爬到自己头上去”。这些信息都表明其时的被统治者并不安于其地位，权力集团必须设法说服他们接受不尽如人意的地位和命运，臣服于人民的权威，而分化、瓦解其个人财富，无异于釜底抽薪，经济地位的沦落消释了他们的心理优势，最终令其沉默不言。放弃了产业后的张伯韩在身份方面失去了独特性，只剩下一面显示着光荣、却无任何实质意义的红旗。而这恰恰有利于以沈银弟为代表的新兴力量地位的上升与巩固，其主人的姿态更加充分。 电影《不夜城》的拍摄本身便是一项政治任务，其目的在于向国际上宣传我国和平改造资本家政策的胜利，以打消外界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顾虑。鉴于这样的国际宣传任务，本片对私有财产及其占有者的处理还比较温和，沈银弟对张伯韩并不高压紧逼，只是不厌其烦地对之晓以大义，并且动用了他的独生女儿文铮的力量，以天伦之情去打动他，女儿文铮的鼓励与推动、甚至最后离家决裂，促使张伯韩最终放弃了私人产业，将财产转化为公有。相比之下，《花好月圆》则显得粗暴了许多。 《花好月圆》改编自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是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品。影片的主要情节线索是合作社要开渠修水利、扩大合作社，需要使用马多寿的一块地，马多寿抵制合作化，拒不入社，也不肯出让土地；村长范登高只顾自己做小买卖发家，对合作社缺乏热情，对于支部交给他说服马多寿的任务也是消极抵抗。范、马之所以与合作社保持距离，根本原因还在于财产、利益，马多寿是富农，家境殷实，范登高有两匹大骡子，贩卖小商品生财有道。为了攻破私利、私财这道壁垒，影片对范登高、马多寿进行了反复诱导，首先是村支部成员王玉生对范登高的个人致富行为大力劝阻，其后支部责令其写检讨，最后支部以开除党籍为威胁迫使他做出选择。影片描写了范登高在王玉生面前和在支部面前两种不同的态度。王玉生是劳动模范、民兵队长、发明家、自学成才的榜样，但范登高却屡屡以轻蔑的口吻提及他，对于他的劝阻也是一意孤行、拒不理睬，不仅驳斥玉生“太主观”，甚至以武力相抗，因为玉生“一家人都不是过日子的好手”，言外之意玉生在财产占有方面的无能降低了他对范登高的约束力。而在支部面前范登高则不复如此高傲。影片强调了支部、党对范登高的压力，如他被迫写检查时坐在桌前一夜未眠的沮丧与懊恼，在支部会议上被群起围攻时的惊慌失措，但这些并非为深化人物的复杂心理而为，而是为了突出范登高的顽固与合作化的势不可挡。在对范登高进行诱导的过程中，一再动用支部的名义，党性原则、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等上纲上线的政治性话语不断地敲击着他，摧毁着他的防线，意识形态话语的粗暴性一再显露。尽管合作社提供给马多寿的蓝图是入社后可以多打粮食，但事实证明那只是意识形态的谎言。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当时党内存在不同意见，认为不宜在土改后马上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持异论者遭到了批判，合作化运动迅速展开。赵树理本人对合作化后出现的问题也有过困惑，如生产停滞、农民缺粮少地、贫困加剧等等，不过这些在电影中都未加表现，它以更大利益诱导马多寿入社，实则掩盖了权力集团的真正诉求及目的，即分化、瓦解个人财富，使之归于集体、人民。马多寿、范登高等人，在失去了个人财产后也便失去了发言权和权威性：马多寿一贯对父母言听计从的儿子有翼挣脱了包办婚姻，与玉生的妹妹玉梅结合，范登高的女儿灵芝也冲破阻碍与玉生成就了姻缘，而有翼与灵芝是村里仅有的两个中学生，是乡亲们眼中的“钻石王老五”，这两对婚姻的缔结无疑大大增加了以王玉生为代表的劳动人民的力量，其形象更加光辉，而曾经洋洋得意的范登高们则被淹没于集体的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