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娱乐艺术要成为人们的娱乐方式，显而易见必须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并直接构成其生活方式的日常内容。只有如此，电影娱乐才能真正深入人心并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领域之一。比如好莱坞电影作为风行全球的现代娱乐艺术之一，必须反映出现代人们的好莱坞式生活趣味才能构成其好莱坞化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因为无论中国、日本、韩国还是英国、法国、德国，好莱坞电影都在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征服着各国大众，只要看看好莱坞电影在各国文化贸易中的支配性地位（1999年法国电影市场的72%，德国电影市场的90%，日本电影市场的 64%以上均为美国电影抢占[1](198)）和其对美国国民经济贡献率，就可以清楚地明了这一点（“全世界范围内，全部电视业收入的75%，全部电影业和录像带收入的 55%和音乐录音收入的50%给了美国艺术家和公司”[1](198)）。有人把当前正在全球上演的好莱坞“世界大战”看成是好莱坞对于各国民族文化及其生活方式的肆意入侵和大规模颠覆，从而疾呼构筑文化防线抵抗好莱坞的娱乐文化阵地，这既可以从感情上得到深切的理解也可以从理性上得到强大的认同，但更为重要的问题也许是，在娱乐媒体十分发达的今天，为什么只是好莱坞电影娱乐艺术而不是欧洲抑或中国的电影构成了全球大众的生活方式，并最终成为他们文化价值取向系统中重要的选择标准？当中国电影人说中国电影不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里时，我们看到的却是好莱坞电影生龙活虎地攻城略地，也看到“好莱坞化”的韩国电影国内、国际票房的迅速飙升、电影生存空间的大规模拓展（从亚太到欧美）……诸如此类的事实表明，也许我们只有跳出好莱坞娱乐艺术的叙事辨析抑或好莱坞称霸全球的意识形态动机或文化野心批判，在大众生活方式、电影娱乐艺术及其文化产业道路的理性分析系统中寻找一个更为广阔的阐释背景。依托这个背景，我们不仅能够对好莱坞电影的娱乐力量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文化整体视野，而且能够从这个视野出发全面透析电影娱乐艺术的方方面面。 一、“原罪”之外的电影娱乐 如果我们不简单地把闲暇定义为空闲时间，不简单地把闲暇中从事的任何活动都称之为无价值的休闲娱乐，我们就会更为突出闲暇乃自由及其意志的体现，闲暇的不断“增产”过程包含人们对于自由观念的不断“增值”式进化。从这个角度看，无论原始人的劳动还是他们的闲暇都是一种神灵操控体系的产物，劳动产品是拜神所赐，闲暇也就充满对神的感恩仪式，他们的娱乐方式干脆就是劳动的直接延伸，这也是相当自然的选择。无论他们绘画还是跳舞，无论他们文身还是引吭高歌，其中无不充满对于神灵的敬畏和祈祷，娱乐就是劳动，劳动就是生活，原始人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高度结合终究也是他们无可奈何命运的折射与反映。当基督教把人当成原罪之源，把一切娱乐视为非法，娱乐便不能成为娱神的工具，工作逐渐成为人子的首选，神圣的观念也就渐次转移到劳动上面。比如加尔文关于劳动和上帝关系的观念在西方社会中就是一种非常深入的文化传统，“好的劳动技能取悦于上帝，又有益于劳动者。劳动者通过劳动从上帝那儿获得恩惠的奖赏，但这不是因为他们应该得到这份奖赏，而是因为上帝的慈悲把这种神圣价值馈赠于劳动者”[2](53)。总之，从加尔文式宗教、伦理文化立场来看，人通过劳动接近上帝或伦理的最高境界，越多的劳动证明丰富而充实的生活越可以使人成为完人，劳动是人惟一的存在证明。与这种神圣劳动观相应，闲暇时间的娱乐被挤压到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角落，娱乐成为人罪感的基本根源。看到中世纪娱乐的罪恶化、被排斥、受侮辱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承认，娱乐的独立自主实际上也是人们自由观念演进的形式之一，娱乐在特定的时空区域摆脱神灵和道德戒律的拘禁，表明人类的生活方式中已经有一部分不再属于上帝而属于人类自身，它正是将来人类完全摆脱神灵观念的文化基础。是充满罪感的娱乐而不是纯洁的上帝或伦理成为人类证明自己人性的手段，这是上帝的悲剧却是人类自身的喜剧。我们可以说，在罪感氛围中发展的娱乐创造了后世俗世文化主要的娱乐形式、娱乐规则、娱乐快感模式、娱乐哲学理念——比如说东方人的庙会娱乐形式、西方人的狂欢节娱乐形式，就典型地体现着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道路，因为它们产生自不同的罪感基础，发展着不同的娱乐观念，最终形成不同的文化理念。 劳动脱离神赐观念的根本基础在于人类对于劳动生产的自由自主控制程度，从西方而言，14世纪之后的商业繁荣导致城市人文主义观念崛起，18世纪之后的工业革命从工业生产创造的角度进一步把这种人文传统巩固下来，使之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劳动完全摆脱神灵的束缚，成为自由的劳动；与之相伴，闲暇及其娱乐也就获得了存在的合法身份，不再在罪感和耻辱中发展自身，此时娱乐的方式和范围空前扩大，人类在娱乐中更能看到自己的自由意志，并用这种娱乐中的自由意志反哺劳动，促进劳动异化的人性化。人文时代的娱乐主题是什么呢？那就是在人的范围内促进娱乐内容和生活内容的平等和自由，因此人文主义乃至最终确立的“自由、平等、博爱”理性原则为人类社会彻底清除劳动／工作方式、休闲／娱乐方式中的罪感文化提供文化发展思路，从而为一个大众娱乐时代的到来提供一次彻底的文化清场。伴随工作人性化而来的是娱乐及其生活本身的世俗化，或者说，娱乐摆脱非娱乐的文化责任而回归成为一种纯粹的娱乐，这种娱乐类似于游戏带给人的体验，“在游戏中，人世间的现实突然成为一种转瞬即逝的东西。人们随时准备接受游戏中出现的令人惊异的和新奇的事情，进入一个运用不同法则的世界。……人们在游戏中，甚至连身体都摆脱了世俗的负担，而合着天堂之舞的节拍轻松摇动”[2](179)。 娱乐就是排除了过多文化干扰的一种心理“需求—满足”叙事，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工作／娱乐的复杂文化关系史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娱乐作为一个很纯粹的事情，它所要做的就是提供娱乐，不仅多样而且丰富。欧洲是一个对好莱坞电影怀有巨大排斥心理的地方，无论是他们每一部电影中故意和好莱坞相区别的叙事策略还是他们通过戛纳、柏林、威尼斯电影节刻意树立自己文化旗帜的举止，都表明欧洲电影尽管渴望娱乐自己的大众，但从来就没有实现过这样一个单纯的梦想，他们的电影依然承载太多的文化理想，从而使得他们的电影文化道路总是成为一个沉重的文化话题。欧洲因其过多的文化追求而始终不能娱乐，导致娱乐成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复杂事情。人们一般认为韩国电影的神奇崛起在于它模仿了好莱坞，把好莱坞的娱乐艺术移植到了韩国电影中，最终使得韩国电影异军突起，其实韩国电影的东方崛起关键在于它通过好莱坞娱乐艺术看到了娱乐艺术最本质的一面，即娱乐就是简单的娱乐。娱乐是一个抛弃自身文化顾忌的行为。只要做到文化的无所顾忌，娱乐也就充满了力量——一种不是来自娱乐而是来自生活方式自身的力量。正因为如此，韩国电影反而获得了一种充分的民族性，谁也不能在韩国电影中忽视它的那份“韩国性”。欧洲和韩国的经验、教训表明，所谓娱乐艺术的力量就是回到娱乐本身，一旦回到娱乐本身，娱乐焕发出来的就是一种文化的力量和气质。正因为如此，我们看不到人们对于好莱坞娱乐艺术的所谓文化本质的探询，相反，无论好莱坞自身还是好莱坞研究者莱坞都只是直接论述了好莱坞的娱乐元素、好莱坞娱乐生活、好莱坞生活方式中的娱乐特征，因为娱乐就是好莱坞文化的直接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