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是台湾新电影的主将之一，也是台湾第二代电影导演的杰出代表。作为与侯孝贤、李安、蔡明亮齐名的四大导演之一，他迄今为止共导演电影8部，分别是《光阴的故事》中的“指望”一节、《海滩的一天》、《青梅竹马》、《恐怖分子》、《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独立时代》、《麻将》和《一一》。这些作品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鲜活的人物形象和独特的镜头语言风格，获得了海内外诸多奖项和荣誉，奠定了他作为一代华语电影大师的地位。 杨德昌被誉为“台湾新电影的知性思辨家”。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浸润又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导演，他的电影反映了少年在不良环境影响和诱惑下的孤独无助和叛逆、白领小资在欲壑难填的物欲追求中的困惑迷茫。面对当代都市人的在精神困境中的异化之痛和疏离之悲，具有现代儒者情怀的导演陷入深深困惑与焦虑之中，认为只有认清现代社会的迷雾和泥沼，通过交流与沟通，消除猜疑与误会，人与人之间才能和谐相处。 异化之痛与疏离之悲 杨德昌1947年生于上海，一岁多因战乱随父母到台。1965年，杨德昌考上台湾新竹交通大学控制工程系，后赴美国留学，获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电脑系硕士学位，毕业后到南加州大学修读电影课程，受欧洲艺术电影大师如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费德里科·费里尼、威尔纳·赫尔措格等的深刻影响。简单得近乎孤寂的早岁人际关系、西方理工教育背景和欧洲现代电影观念的影响，使杨德昌对现代人的异化和疏离有深切的体验，并在电影中进行了表现。 “异化”作为人类生存状态中的一种现象，是指在异己力量的作用下，人类丧失了自我和本质，丧失了精神自由，丧失了个性，人格趋于分裂。金钱应该是能给人带来生活保障和幸福的东西，但是如果过于迷信它的魔力而成为它的奴隶，它就会反过来成为压迫人的异己力量，使人失去快乐和幸福。可以说，表现人性的异化之痛和疏离之悲是杨德昌电影以一贯之的主题。 在80年代杨德昌的城市生活三部曲中，《海滩的一天》反映了物质富裕之后，台湾中产阶级的人际关系面貌。林佳莉为了避免重蹈哥哥佳森的婚姻覆辙，离家出走，嫁给大学时代认识的帅气青年程德伟，放弃了自己的工作。然而，德伟日夜忙于工作，留下佳莉独守空房，她在病榻上向丈夫诉说苦闷，但丈夫却无意倾听她的心声。富裕的物质享受难以弥补精神上的空虚，华丽的居室也像牢狱，生活不是她原来所想象的那么美好浪漫，她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陷入痛苦迷茫中。《青梅竹马》作为台湾新电影出现的最为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将台湾现代社会的时弊与人性的沦落联系在一起。女强人阿贞与布店老板阿隆是青梅竹马的恋人，但却在逐渐拉开距离的文化与社会空间里变得格格不入起来，在理想与爱情的价值观矛盾中陷入困境。台北道路塞车拥堵，将两人分割在咫尺之间，很清晰地表达了现代化造成两人无法结合的命运，死亡、空虚成为故事的主旋律。 进入90年代，异化之痛在杨德昌的电影中更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讲述了一个60年代的故事。在那个动荡、苦梦、绝望的年代中，正值人生观形成时期的少年不堪其扰，找不到认同感，他们拉帮结派，打架滋事，恋爱争风，以一种决绝暴烈的姿态向艰难苦涩的青春危险期宣战，学校、街道、冰房、球室成了少年人流血的江湖。少女小明由于父亲病故、母亲帮佣，生存处境艰难，使她在潜意识中养成了一种对可做靠山的男人的依附性，先后在红毛、哈尼、滑头之间游移，其后倾心于小四，复移情小马，结果造成这些男孩子因她纷争不断，流血命案接连发生。她内心中淤积着混世的绝望，早熟的情感显然已经处于异化状态，人格濒于分裂。如果说《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讲述的是在政治高压和经济窘迫的60年代的人的情感异化的话，那么，经济腾飞之后，情感的异化问题是否好转了呢？《独立时代》的回答是否定的！富裕带来对诚恳生活态度的扭曲变形，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家庭成员之间，虚与委蛇，关系紧张得几乎演变成世故奸狡的新虚伪世界，而事实上，每个角色也都逐步被这个富裕虚伪规律所异化，成为受害者。在《麻将》中，谋财骗色四人组的小头目红鱼，追逐金钱是他的生活方式并且是唯一方式。他继承父亲的生活信条，把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骗子，一类是傻子，相信现代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骗与被骗的关系。他和父亲、母亲、以及同类都难以建立真正的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更是一个被金钱早早腐蚀的身心异化的少年。《一一》中NJ小康之家的表面上似乎是风平浪静，然而内里却是千疮百孔、危机四伏，一家人之间充满完全不能交流和沟通的大悲哀，每个人都活得疲惫不堪。 和世界上许多城市一样，随着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台湾的诸多城市高度繁荣，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但是与之俱来的，是后工业社会的病症。随着物欲需求畸形膨胀，人性中许多恶的因素发酵外溢，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诸如重义轻利、讲求理性、节制欲望等被弃之如敝屣。信仰不存在后精神处于中空状态，就如《麻将》中的红鱼所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每个人都在等着有人教他该怎么做，然后他就跟着怎么做。”杨德昌曾说：“我们被长久儒教教条训练下来的因循习性，无法在儒教教条重找到任何指引我们如何去面对富裕物质生活的标准答案。在用尽了借自西方模式的既有工具(如民主政治)之后，我们不知道往前应该因循抄袭何种既有教条，来继续向前迈进……这种困惑已经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细节之中浮现了隐藏已久的潜在焦虑。”① 杨德昌电影质疑台湾经济蓬勃发展后的新社会问题，始终如一的表达着在不良的社会环境影响下人心的畸化，被物所累的一代人的身心交瘁，痛苦无助，以及隐藏已久的焦虑。
